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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钥匙。為了拯救她丈夫的生命，她在借据上偽签了她父亲的名字，為此有人向她提出勒索。
她丈夫因此要与她离婚，因為对她丈夫来说唯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名誉，而不是娜拉对他的**。
《玩偶之家》上演后，引起了资產阶级社会的非难和指责。特别是娜拉的出走，招来许多非议，认為娜拉不守妇道等等。
后来对娜拉提出告诉的人撤回勒索，在维多利亚的话剧中这可以是一切问题的解决，但对易卜生和对娜拉来说此时已经為时已晚，他们无法再返回了。
娜拉的幻想破灭了，她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和儿女，离开她的玩偶世家，去发现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真的。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丑闻。离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而这样来描绘离婚是完全不可被接受的。
有些剧院不肯演出这部剧，易卜生被迫写一个不这麼黑暗的结尾。这使他非常愤怒。最后在首演前的最后一刻他提出了一个更改。
1881年的《幽灵》是另一部对维多利亚道德观的批评。一个寡妇向牧师懺悔她婚中的罪恶，儘管她心**的人并不忠心，她的牧师曾劝她与她心**的人结婚。她相信她的**可以感化她的**人，因此她听她的牧师的话与她的**人结婚了。但她并未获得她所希望获得的。
到他死為止他始终与其他女人有往来。其结果是他们的孩子患了梅毒。当时即使提到这个性病就已经是一件丑闻了，而易卜生一反当时的惯例，让一个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非常道德的人不但没有受到这个道德的保护，而且成為受害者，这就更不可思议了。
她没有获得按照维多利亚道德观她应该获得的高贵的生活，虽然她尽了她所应尽的义务。这些理想的道德观是过去的幽灵。它们今天还在迫害人。
此时社会上对易卜生的批评达到了最顶点。但社会身失去了对其大眾的控制。许多人并没有生活在维多利亚的理想的生活中。他们想要看易卜生的话剧因為这些话剧显示了他们已经知道的现实。社会的潮流变了。
在1882年的《人民公敌》中易卜生又向外跨了一步。此时冲突是重要的，而且是剧情的一个必要成分，但所有的冲突都是在家庭的基础上的。在这部剧中冲突成為剧情的内容，而整个社会成為反面人物。
这部剧的中心思想是个人有时可能比大眾更正确。而大眾在这部剧中则是无知和羔羊一般。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社会是一个高贵的、可信任的机构，而易卜生则对这个信仰提出挑战。
主人公是一位医生，是社会的一个支柱。他所住的小城是一个疗养圣地，其中心是该城的公共浴场。
主人公发现浴场的水被当地的一个皮革厂污染了。他将他的发现公布后希望成為当地的英雄。因為他挽救了小城的名声，防止了疗养的客人被感染。但相反地他被当地人视為人民公敌。后来甚至有人向他的家扔石头。
最后他被迫离开了小城。对观眾来说小城和医生都面临著一场显而易见的灾难，但当地的社会不愿面对事实。
此时观眾已经习惯了他对固有信仰和假设的攻击，但他的下一部剧不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进行攻击，而是对过於热情的改革者和他们的理想主义。
易卜生是一个反对偶像崇拜的人，就算对他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的思想观念他也毫不留情。
1884年的《野鸭》被许多人看做是易卜生最好的一部作品，它也是易卜生最复杂的一部作品。在这部剧中格里格离乡多年后回到家乡遇到了他童年的朋友黑阿马。
格里格坚持他对真理的探求，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理的召唤。在剧的发展中他发现了他的朋友的欢乐的家庭后面的许多秘密，其中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与他的女僕吉娜有一个孩子，為了掩盖这个事实，他的父亲将吉娜嫁给了黑阿马来使得这个孩子合法化。
此外另一个人因為他父亲做的一次案被错误地判决入狱。黑阿马整天只考虑他的发明创造，他家庭的收入都是他的妻子赚来的。
易卜生使用了反嘲的手段：虽然格里格坚持真理，但他从来不直接说他想要说的话，而总是暗示，一直到剧的高峰没人理解他到底在说什麼。
黑阿马一直将格里格的暗示和暗语当作耳旁风，一直到他认识到真理：他的女儿黑德维格不是他自己的孩子。
受格里格的影响，為了坚持真理他遗弃了这个孩子。格里格发现他做错了事，决定弥补他的错误，他建议黑德维格牺牲她的宠物，一隻受伤的野鹅，来向黑阿马证明她的**。
黑德维格是所有人物中唯一一个认识到格里格一般总是用暗示的方法来说他要说的话，没有认识到这次格里格直接说出了他的意思，她试图寻找出格里格到底建议她做什麼，最后她决定牺牲自己来证明她的**。
黑阿马和格里格认识到有时真理是人的心无法忍受的，但他们的认识来得太晚了。
易卜生被上演最多的剧可能是1890年的《海达、加布勒》，其中的女主角至今為止被看做是最困难和最完美的角色，她与《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有些相似的地方。
易卜生完全改变了剧作的规则。今天他的现实主义是我们在话剧院中所看到的许多话剧的基础。从易卜生开始，话剧中的对现实的挑战和对现实的直接反映使得话剧从一种娱乐变為了一种艺术。
1891年易卜生回到挪威，但此时的挪威已经不是他离开时的挪威了。事实上，他在改变这个社会的过程中起了一个重要作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摇摇欲坠了，现代化社会不只在剧院中，而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