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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扶苏和章邯日夜兼程赶赴涿鹿拜会武烈侯。

    路上章邯把自己对咸阳政局和中原局势的看法做了一番详细解说,经过章邯的分析和预测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东南战场可能是个陷阱,可能要重演当年“屯留兵变”之祸。

    屯留兵变的直接“受害者”者就是长安君成蛟。

    当时秦王政已经加冠礼,已经名义上亲政,已经做了八年大王,背后有华阳太后,左右有熊氏外戚和关东系,而长安君不过弱冠之龄,大靠山祖母夏太后已经薨亡,试想长安君有什么理由叛乱?他叛乱成功的可能又有多大?

    考虑到秦王政亲政后,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依旧牢牢把持权柄,可以推想到,秦王政在亲政之后马上授长安君以兵权,让他与上将军蒙骜一起征伐赵国,其中大有深意。

    庄襄王、秦王政父子是华阳太后一手扶持的君王,以吕不韦为首的关东系也是依附熊氏外戚而壮大。这里有个疑问,华阳太后为什么要选择庄襄王和秦王政父子做大秦的君主?

    华阳太后没有亲生子女,她必须在安国君众多子女中挑选一个做嫡子。这个嫡子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很简单,一无所有,必须完全依靠熊氏外戚才能生存,这样的人做了君王后,熊氏外戚才能始终把持朝政。

    在赵国做质子的异人符合这一基本条件。历史上记载,异人之所以被华阳太后选为嫡子,是吕不韦花钱买通了华阳太后的姐姐华阳大姐和弟弟阳泉君。这个理由就太荒诞搞笑了,一国储君的选择关系到王国的未来,关系到朝堂各方势力的利益,其中博弈之惨烈可想而知,岂是一个小小的商贾所能左右?熊氏家族有权有势,财富无数,难道还像市井小民一般贪图吕不韦的那点金子?太扯淡了。

    吕不韦是卫国商贾,出身低贱,在韩国阳翟打拼,渐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在邯郸偶遇异人之后,他萌发了一个“投资”念头,于是到咸阳为异人跑关系,看看能否运作一下,把异人弄回秦国。

    这个难度非常大,一般到外国做质子的宗室公子,首先是庶出,其次是庶出中最没有前途的。这个很好理解,宗室公子的母系如果权势庞大,朝堂内外都有一定的势力,即便是庶出,也不至于沦落到离乡背井到外国做质子的地步。做质子基本上等同于在外国坐牢,运气差一点的这辈子就老死他乡了。比如赵高的祖辈就是赵国派遣到秦国的质子。

    异人如果能结束质子生涯,返回咸阳,凭借其功劳足以获得一定的权力和财富,这可以帮助吕不韦在西秦打开一条商道。不出意外的话,这就是吕不韦结交异人,并主动帮助其到咸阳运作的主要原因。当然,也不排除吕不韦异想天开做白日梦的可能,毕竟当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大秦储君,偏偏这位储君还没有嫡嗣,理论上只要是安国君的儿子,都有可能是未来的大秦君王。

    吕不韦的运气的确不错,他的那点金子让他见到了熊氏,给熊氏传递了一个讯息,质子异人因此进入华阳太后和熊氏的视线。

    当时昭襄王还在,安国君是大秦太子,但安国君年纪很大了,身体也不好,所以确立第三代继承人是迫在眉睫的一件事。

    第三代继承人的确立非常复杂。昭襄王迟迟不立太子,原因很多,但集权于中央是最大的原因。昭襄王“固干削枝”,在宣太后死后先是驱赶熊氏,后杀武安君打击老秦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范睢等一帮关东人也因此死得死,逃得逃。等到昭襄王好不容易稳下局面,马上又爆发了储君之争。

    昭襄王长寿,子女多,其嫡长子已经死了,嫡次子安国君也老了,而安国君并不是理想的储君人选,原因无他,安国君的夫人出自熊氏,如果安国君做了大王,熊氏外戚十有八九要东山再起,这是昭襄王所不能接受的事。不过幸运的是,华阳夫人没有子女,她必须在安国君所有庶出儿子中挑选一个做嫡子,但这个嫡子落在谁的头上,她说了不算,安国君也做不了主,只有昭襄王才能决定。

    谁能进入昭襄王的法眼做安国君的嫡子?首先这个人必须在某个方面能打动昭襄王,这时候进入熊氏视线的质子异人给了熊氏以启发,那就是昭襄王应该有“质子”情节。

    昭襄王当初就是在燕国做质子,他能被秦国接回来继承王统,咸阳曾有一番激烈厮杀。武王突然驾崩,因为没有子嗣,一帮弟弟们为争夺王统大打出手。昭襄王是武王同父异母的弟弟,他的母亲宣太后是楚国公主,在后宫的地位是第五等“八子”。后宫嫔妃分八等,如果加上太后,那就是九个级别,由此可见宣太后当时在后宫的地位不高,而当时秦国的楚系势力也不算大,这也是武王继位后,把昭襄王“发配”到遥远的燕国做质子的原因。

    在这场王统争夺中,宣太后和楚系势力显然没有任何优势,但当时的魏氏是军中悍将,与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有不错的交情,而当时的左丞相甘茂与右丞相樗里疾是死对头,他们谁赢得了军队的支持,谁就能控制朝政,继而也就能控制王统的继承。

    结果不言而喻,老嬴家、本土老秦人和楚系联手,赢得了王统,赶走了甘茂。其后宣太后主政,楚系迅速崛起,宗室樗里疾一脉、郿城孟西白、司马氏和魏氏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成为大秦军政两届最为炙手可热的大权贵。

    人老了总会回忆过去,昭襄王也不例外,而到燕国做“质子”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所以当“质子”异人在秦赵大战之际逃回咸阳,便在第一时间进入了昭襄王的法眼。异人的母亲是韩国公主,与楚系没有密切的联系,将来异人继承王统,显然会重用以韩系为主的关东人,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楚系的东山再起。

    华阳夫人和熊氏的崛起之策终于成功了。异人虽然得到了昭襄王的青睐,但其根基太弱,若想顺利继承大统,必须绝对效忠于华阳夫人,为此他甚至改名为“子楚”,穿楚服,说楚言,以讨华阳夫人的欢心。

    子楚继位,论功行赏,楚系熊氏当然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牢牢把持朝政,而把子楚从赵国“偷回来”的吕不韦当然也是头号功臣,出任大秦丞相,位极人臣。

    吕不韦就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仔细看看寒门贵族,从吴起、商鞅、苏秦、范睢到吕不韦,等等,无论功绩如何,结果如何,都逃脱不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他们始终是豪门贵族争夺权力和财富的工具,始终不能控制和主宰王国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时代特色,在这个时代,控制和主宰王国命运的始终贵族,这个贵族主要是指豪门贵族,尤其是那些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世家贵族。寒门大贤能够出人头地,首先就要攀附豪门贵族,没有这些豪门贵族的支持,哪有资格觐见大王,向大王呈述治国之道?就算大王破格录用,还需要豪门贵族的支持才能一展抱负,没有他们的支持,政令根本出不了府门,所以寒门贵族始终依赖于豪门贵族而生存,哪一天他们被豪门贵族所抛弃,也就从天堂到地狱了。

    吕不韦始终是大秦豪门贵族手里的一条鱼,这条鱼想挣脱,想获得自由,于是他殚精竭虑,在秦王政主政前韬光养晦,把韩系力量和关东力量逐渐融合到一起,并赢得了部分宗室和老秦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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