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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毕竟现在只有延安方面掌握着大量的军事武装,所以两党的事情必须有两党来解决,而这个时候马歇尔将军提出的三人小组非常的适合,既能达到两党之间直接接触的的目的,也会因为中间还有一个第三方在里面,让大家能够有个缓冲,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建议非常好。”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可是你知道马歇尔将军提出了了什么样子的方案么,”蒋介石和张心说到。

    “不知道,乔治提出什么了。”张心知道蒋介石这是在试探自己,一旦这个时候张心要是知道这个方案的话,蒋介石的心理一定会非常的不舒服,因为蒋介石会觉得马歇尔不是很重视它,而且也会认为这个计划里面会有张心的意思。

    “我和你说一下,马歇尔整军计划,要大幅度的削减我们军队的数量,尤其是我们国队在中国军队数量;而且还说什么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马歇尔还向我提出了一个整编我们军队的草案:说我们的陆军作战部队应有六十个师,而其中要有二十个师由原来延安方面领导的军队;甚至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这个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么,我们的军队怎么可能让延安这吗的占便宜。甚至还说要让我们的军队的来和延安方面的军队来混编,”蒋介石这个时候对着张心说到。

    “其实乔治这次提出的这个方案其实要是从单纯的方案来看,是完全的没有问题的,毕竟延安方面的军队还是占着现在我们军队的很大的一个比例的,所以这个方案是没有问题,只有说到混编这一点,我也觉得非常的有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我们的军队真正的独立出来,好让我们的党派之间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你是这个想法,这怎么可能,我们要是不可以控制军队的话,那么延安方面的岂不是更加的要嚣张了么,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弃军队的领导权,何况海军和空军是我们的辛辛苦苦的建立的,凭什么让延安方面插手的。”蒋介石听到了张心这么说以后相当的生气,对着张心大声的吼叫了起来。

    “委员长,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的意思很简单,那就是委员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到底是真的想和谈呢还是决定要打呢,这一点我必须要搞清楚,因为我的想法很简单,要打,咱们就不要啰嗦,直接开战,省的在这里墨迹,要是打算和谈的话,那就认认真真的和谈,别拿和谈来当幌子,这一点我是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我想知道委员长的真实的想法。至于说我上面的说的话,我只是针对这个方案来说的,我说这个方案是可以接受的,没有别的意思,”张心这个时候对着蒋介石说到。

    “现在已经是这么个情况了,所以我们必须的要进行和谈了,毕竟我们不能不给美国人面子的,所以现在还是要谈。”蒋介石一听张心的话心就凉了,因为以和谈来拖延时间这个就是蒋介石的想法,毕竟现在蒋介石的战争准备还没有做好。

    “好委员长,那我就没什么说到了,那就谈。”张心这个时候在心里面想的是,蒋介石啊,你真厉害。要不是我从前世回来的话,我还真的会被你骗过去的。

    于是,在一月五日的时候,蒋介石和延安方面达成了停战协议的内容,于是在一月七号的时候,张心代表国民政府和周恩来代表的延安方面签署了停战协议,同时也是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正式的成立,美方和延安方面的代表和前世一样,还是马歇尔和周恩来,国民党的代表由张群变成了张心,这个也是最高三人军事小组首次的亮相。同时在北平着手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军调部设委员三人,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人组成,由美方委员担任主席,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军调部中,共产党委员是叶剑英,参谋长是罗瑞卿;国民党委员是郑介民,参谋长是蔡文治;美方委员是罗伯逊,参谋长是海斯。

    其实早在在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调停国共争端时,曾有“组织三人混合委员会以考虑军队整编等事项”的提法。到《双十协定》签订时,其中第九项关于军队国家化的问题规定:“为具体计划本项所述各问题起见,双方同意组织三人小组进行之。”但三人小组的成员以后有了变化,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各派一人但是当时的国共双方都派了上将级的代表,而不是由军令部、军政部、十八集团军派人。因为最后双方认为:军事问题重大,由部一级派人参加解决不了。同时,美方马歇尔是元帅级的五星上将,三方级别也要对称。于是蒋介石派出了四星上将的张心,而且为了表示对等的原则,而且延安方面的代表周恩来也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在国军中,上将的名额是有限的,当年张心的一级上将还是顶的朱培德的名额呢,所以有一段时间还称军事三人小组为“最高军事三人小组会议”,有别于北平军调部派出的军事三人小组。

    在最高军事三人小组成立之后,三方马上的召开会议,大家商量了在未来的工作的中的一些事情,会议上决定由美方委员马歇尔将军担任主席,同时规定在三人军事小组的一切事宜均须三委员一致通过,三委员均有否决权。会议决定,北平军调处下设三十八个执行小组。这些小组的任务是分赴各地执行停止内战的任务,禁止双方军队的战斗接触,妥善处理双方军队的相处与整编问题。

    在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张心在一月十号的十号,又迎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其实这个会议还是还是重庆谈判的成果,当时也是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很大的压力才决定召开的,而且这个会议在召开前是做了很多的准备的,也是做了很多的争吵的,就是光参加会议的人选上面,各方就是争夺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才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人选是三十九人。

    代表分别是,国民党方面:张心,孙科,吴铁成,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和张群;延安方面一共七个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民主同盟九人:张澜,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张东荪,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和张君励;青年党五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和常乃德;无党派人士即社会贤达九人:郭沫若,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钱永铭,缪家铭,李烛尘,莫德惠,邵从恩。这几方的代表可以说真的代表了当时中国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了。

    会议围绕改组政府、施政纲领、军队改编、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协议》。这些协议的签订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与国民党斗争取得的一次胜利。会议于1月底闭幕,但是国民党很快撕毁了这些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

    在这个会议上面最精彩的就是周恩来和陈立夫的那一次交锋了。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的情况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五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在一月十日,又由张心、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九日午夜十二时停火。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三十九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主席、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陈立夫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

    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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