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四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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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生，并在北平城防中严对日军的挑衅。

    一九三六年十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西安张公馆服务。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通电全国，呼吁共同抗日。在此关系重大的事件中间，吕正操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吕正操回河北徐水掌握部队。就在吕正操到达徐水团部的当天，孙志远赶来通知他，他已被中共北方局同意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十月在冀中率部脱离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创建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三年九月，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吕正操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一九四五年十月，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一九四六年七月任东北铁路总局总局长兼政委。一九四九年四月，任军委铁道部副部长。

    建国后，历任铁道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铁道兵政委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等。

    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市唐王山后村，南满铁路由旁边经过；以至于村民连下地劳动都要经过这条当时由日本人占领的铁路。吕正操的家人就曾因过铁路，而被日本警察砍伤。这份屈辱，从小就埋在了他的心里。由于家境贫寒，上了四年小学后，吕正操不得不回家务农。17岁时，他报名参军；加入了张学良的东北军，被分配到卫队旅一团三营九连，开始了“戎马生涯”。

    由于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在部队招考文书时，吕正操被幸运选中，调到旅部副官处当文书。很快他就受到了张学良得赏识，被推荐去报考东北陆军讲武堂，并考取了第五期。一九二五年毕业后，他就当上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参与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此后，他历任张学良的秘书、参谋处长、团长、同泽俱乐部干事。一九三六年十月，张学良调吕正操到他在西安的公馆临时服务，担任内勤副官。“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斡旋，就住在负责接待和警卫工作的吕正操的楼上。在此期间，他和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等人常有接触。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被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名存实亡。一九三七年三月，蒋介石强令东北军改编，吕正操被任命为国民**军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晚年的吕正操一直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主席的职务。在东北军时，他跟随在张学良身边，也学会了打网球，并一直坚持打到了九十岁——提起打网球，那是百岁老将军最开心、最荣耀的事了。看看客厅里悬挂的由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签名的赠画，和一九九零年九月国际网联主席签署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便知将军在中国网坛的地位了。

    书房内还挂着将军春风得意的打网球的照片，那是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参加全国老年比赛勇夺冠军时的精彩瞬间。

    将军打网球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那时他是少帅张学良的副官和内务秘书，少帅打网球时，他也跟着练，这个爱好在战争中都没停过。仗打胜了，或是稳操胜券时，他一高兴就命令战士在麦场空地上划上线，拉上个网子就打起来。

    一九九零年，国际网联授予吕正操“最高荣誉奖章”；他十分关心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曾接见阿加西、博格、张德培等网球名将，和他们畅谈网球并合影留念。他大力鼓励青少年，尤其是女运动员一定要不断进步，像其它金牌项目一样，早日打出威风，打出好成绩二零零四年：当听到孙甜甜、李婷在雅典奥运会中为中国网坛首次摘取网球女子双打桂冠时，他按捺不住兴奋心情，立即命令秘书：打电报祝贺她们

    曾多年担任张学良秘书、副官的吕正操和“少帅”有着特殊的感情。首先，两人都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是校友；而吕正操读书时，张学良继承其父，兼任了讲武堂的校长，两人又是师生关系；再加上原本的上下级关系。这些都使得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吕正操，并指定他做中共和张学良的联系人。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邓颖超当选全国政协主席时，吕正操就被安排出任副主席。

    自“西安事变”后，吕正操和张学良就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九八零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缓和后，两人才建立了书信往来；吕正操曾多次试图邀请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东北看看，但终未成行；直到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张学良终于获准偕夫人赵一荻赴美国探亲之后，受原政协主席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的指派，五月二十三日，吕正操一行五人搭乘中国民航班机，飞向大洋彼岸——两人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终在异国相聚。

    吕正操到达美国之后，先到旧金山拜会了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五月二十九日上午，一行人在纽约张学良住地贝祖贻的太太家见到了张学良。吕正操刚走出电梯，便见张将军站在公寓门口等候，张学良一眼就认出了吕正操，老远伸出手。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沉思片刻，两人问候，即进屋落座。

    两位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敏锐，谈笑风生，畅叙久别重逢之情；在谈话中，张学良幽默地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道战”等形式，抗击日寇侵略，开展游击战的事。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者昌”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

    在第二次会面中，吕正操郑重地把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致张学良的信转交给了张学良。同时，转达了中央对他的问候。邓颖超受邓老的委托，在信中诚恳地欢迎张学良在方便的时候、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家乡看看。张学良的视力很差，他几乎是把眼睛贴在了信纸上，极其认真地一字一句地把信读完。最后，他看着邓颖超的签名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代我问候邓女士。”

    张学良沉思了片刻，又补充道：“我这个人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个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说着，张学良把邓颖超的信工整地折叠起来，放进了口袋。吕正操怕这封信被别人发现后给张学良带来麻烦，便提醒张学良：这封信带在身边是否方便。张学良轻松地回答：“不碍事，没什么关系。”并当即表示，他要给邓颖超写回信在张、吕两将军交谈中，阎明光也来到了他们中间，加入交谈。阎明光是张学良点名邀请来的，且是张、吕两人共同的朋友阎宝航的女儿，所以都不见外。阎明光对张学良说：上海有一位名医，人称“东方一只眼”，治疗眼疾的医术非常高明，建议您老去上海看看眼睛。张学良当即郑重宣布：“我有个决定：想回大陆去看眼睛”吕正操和阎明光听到张学良这个决定后，都异常兴奋。吕正操当即表示：“你何时回来治病、探亲都可以，我们尊重你的意愿，并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张学良紧接着回答：“我可千万不要特权，我是个平民百姓。”并当即和吕正操谈了回大陆的“约法三章”：不要欢迎；不见记者；大家可以经常见面，但千万不要搞恭维那一套。

    张学良当场还吟了两句诗：“鹤有还巢梦，云无出岫心”，表示了他既想还乡又不想张扬的心态；听了张学良的“约法三章”，吕正操半开玩笑地答复张学良：“不见记者可以，但你一下飞机，老百姓就会认出你来，围着你不让你走”张学良高兴地说：“我不怕老百姓，我高兴见老百姓”

    这次长谈有三个多小时，主要是吕正操向张学良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以及他们的家乡辽宁海城的情况。张学良还询问了邓老等新、老中央领导人的情况，并表示回大陆后一定拜访“中枢诸公”……

    之后，张闾蘅频繁来往于海峡两岸，为张学良和吕正操传递信息，他们之间书信、口信、诗作唱和，往来不断，但由于种种原因，张学良的回归大陆之旅始终未能成行，他于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四日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去世，享年一百岁岁；吕正操赴美三探张学良，也就成了一种美好而有价值的回忆，张学良过世后，吕正操在唁电中写：“张学良将军生则功盖祖国，逝则重于泰山，无愧于祖国人民称之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伟大称号。”

    冀中的吕司令，也是一个令日本侵略者胆战心惊的名字。将军回忆说，直到自己调到晋绥军区任司令员时，还看到过日本人的报道说，捉住了冀中军区的吕正操；将军说，“在我的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痛恨日本兵。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

    在晋绥军区时，吕正操把“地雷战”普及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高度。担任美国合众国际社和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哈里逊.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中写道：围困日本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便是在据点附近安放成百上千个地雷。有一个村庄由于这一方法运用得很成功，以致他们坚信自己摆脱了邻近据点的威胁……日本人虽然迫切需要水，但是却不能出来取水。

    一九二五年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是吕正操将军的百岁诞辰，吕老讲：“常常想起那些为了保护我们而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乡亲们，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人，不在于活多久，而在于多做事。”

    二零零五年一月四日，是开国上将吕正操的百岁诞辰。吕老从不在意自己的年龄，反对给自己办生日，前些日子就谢绝了家乡政府和一些单位为他办百岁生日的请求，同时也谢绝了很多客人的拜访。

    阅读中度过的。不同的是，今天，将军手中拿的是刚刚出版的自己的回忆录。

    “讲武堂时的照片真帅。”将军一边翻回忆录中自己的照片，一边跟女儿聊着。宽大明亮的书房里，将军穿着一件鲜亮的红毛衣，一边躺在沙发上翻着书，一边跟孩子们聊着自己的过去，就像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平凡的老父亲一样。只有书架上那支逼真的步枪模型和一个“毛主席号”的火车头模型，以及张学良、董必武等人的手书，暗示着这位老人整整一个世纪的生活中所蕴藏的无数传奇。

    一九零五年一月四日，在日俄战争的战火中，吕正操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唐王山后村。“母亲生我的时候，为了免遭不测，把我藏到柴草垛里。”将军回忆。上了四年小学后，穷得连铅笔也买不起的吕正操失学了。当学徒、种地，一九二二年，十七岁的吕正操终于走出了实现自己梦想的第一步，参加了东北军。

    “在我的少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痛恨日本兵。入学时，老师给我起了个学名‘正言’，我自己改为‘正操’，意思就是操练好了打日本侵略军。”将军说。吕正操参加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卫队旅。由于他念过书——即使在辍学后，吕正操也一直坚持着自学，又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一九二三年冬，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一九二五年毕业后，吕正操成了张学良的少校副官、秘书，同泽俱乐部干事，直到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一直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或在他部下任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此时，吕正操正担任张公馆的内勤工作，和应邀来西安共商大计的中共代表罗瑞卿、许建国常有接触。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吕正操到国民党五十三军任团长，期间被中共中央北方局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吕正操率部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在冀中平原脱离国民党军，改称“人民自卫军”，在冀中平原上树起了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

    “那是一个秋夜，天空晴朗，月光明亮，我们大家踏着皎洁的月光，走上了抗日征途。”时隔六十八年，将军仍清楚地记得那个历史性的夜晚。

    从此，吕正操就率部驰骋在冀中平原，铸造了平原抗战中的一段段传奇历史。他率冀中军民在反“扫荡”和反“蚕食”斗争中，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新中国成立以后被搬上银幕和舞台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以及《平原作战》等影响巨大的文艺作品，都为这一时期的真实斗争作了艺术上的注解。在白洋淀地区，人民还组织起了水上游击队雁翎队。毛主席曾表扬他们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范，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范。”在残酷激烈的作战环境中，吕正操沉着、果决、满怀激情，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为冀中百姓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最多时，他一天之内打过五仗，常常一马当先。

    “福尔曼说，其重要性并不在于这些原始武器的效果优良，而是在于它清楚地反映出人民的作战精神。”百岁的将军，拥有惊人的记忆力。

    “在晋绥军区时，将军曾接待中外记者代表团的采访。“我们不是开新闻发布会，而是用攻克汾阳的战斗来接受采访。”将军说，在这场战斗中，八路军、民兵和普通老百姓肩并肩浴血奋战，一切关于“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的谎言在中外记者眼前不攻自破。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