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七章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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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一九三三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五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一九三八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一九四零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五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省、辽吉省、辽北省（今吉林双辽）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一九四七年八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任第四野战军(五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五一年二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一九五三年五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一九五五年七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一九五六年九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一年指一九六六年，陶铸主政广东十五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一九六零年十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一九六零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一九六五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一九六五年一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一九六六年五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为此他于一九六七年一月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中的一大冤案。一九六九年是他十一月三十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陶铸父亲陶铁铮，一九零四年毕业于衡阳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湖南三师前身）。一九二四年就月，陶铸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同年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湘南学联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所属三十四县的学生联合会），深受夏明翰、蒋先云、刘泰等湘南学联**领袖熏陶。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陶铸六次回衡阳 亲手勾画石鼓、雁峰公园轮廓

    一九六一年春，***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六十条》。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被指定任农村“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五月初，陶铸为修农村“六十”掌握第一手资料、

    在中共衡阳地委第一书记宁生的陪同下，回祁东、祁阳农村调查。

    回乡第一天，陶铸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察看公共食堂。为了解实情，陶铸专程到老家潘家埠走村串户，亲自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

    时隔一年，一九六二年四月，陶铸又一次来衡阳视察，调查了解“六十条”贯彻落实情况。当他亲眼看到农村经过清理“一平二调”，建立三极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后，感到由衷欣慰。

    一九六四年，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在衡阳四天的时间里，陶铸重点考察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朱陵洞和城南的回雁峰。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并将陶铸自己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光辉和文化内涵。

    一九六五年五月，陶铸第四次来到衡阳。在南岳，陶铸专门召集衡阳相关领导，具体研究规划了衡山依河为界，分设衡山、衡东两县的问题。正是在这次实地考察后，经陶铸提议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南岳、衡山的区划：将原南岳县并入衡山、将原衡山县东部以湘江为界，新设衡东。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几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衡阳交际处观看衡阳电影幻灯宣传，接见全体放映员。

    陶铸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仍然关注衡阳发展。一九六五年十月，他在去广西途经衡阳时，还特意在此停留了十四个小时。还到衡阳市三塘镇的田间地头。第二天才坐火车去广西。

    在“双溪”和“山庄”之间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山坡，在这片山坡上，一块镌刻着陶铸同志生前所书的“松风”两个苍劲大字的巍然屹立的花岗岩巨石下，长埋着这位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的的部分骨灰，而石上清晰的手掌印，正是这位具有松树风格的人在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陶铸与夫人曾志

    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得了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陶铸举起一只手，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印 陶铸安静下来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三日二十二时十五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

    陶铸死了之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他死前，亲人也不被获准去探望；在他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的普通亡灵之间。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时间已经过去十年，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林西喜出望外，连夜派人上白云山，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下面。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把她的骨灰埋于松风石下。

    文化大**”前夕，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由邓小平提议，***把他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在江青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经***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但在“文化大**”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绝望之中，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说话，他只是认真地听着，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他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陶铸十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陶铸同志为中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他的一生，是**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在大**失败时，他坚信**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对**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