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一十六章（混混章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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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胡适时，他们已经分别十年了，韦莲司人到中年，头上长出了白发。在这十年里，胡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婚生子，事业上达到巅峰，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先驱。在这十年中，胡适的另一份感情开始了。他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适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后面的情诗大多为曹佩声所作。大陆很多学者一度为胡适与韦莲司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吵得不可开交，但谁也拿不出证据。很多胡适传的作者，也因没接触到这些资料，对此总是语焉不详。一九九九年，周质平终止了这场争论。他将胡适与韦莲司的书信翻译，并公布于众，人们发现，他们不仅相恋了，而且非常的缠绵。今年，周质平加入了胡适晚年的情境，出版了《胡适的情缘与晚境》。书中，狂娟的韦莲司，情书写得让人看了心惊肉跳：“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让我难以理解的是，韦莲司明明知道胡适和曹佩声的恋情，可当一九三四年，胡适请她照顾去康乃尔大学深造的曹佩声时，她竟然答应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爱胡适爱到可以任他犯错吗？事后证明韦莲司对胡适的爱，爱得大度，爱得彻骨。比如，一九六二年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九年之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胡适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电邀胡适“莅京出席国民大会，藉慰众望”。次日，胡适飞抵南京。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五日开幕，代表总额两千零五十名。胡适被选入主席团。《宪法草案》在大会需经三读。在二读大会上，又推定代表孙科、胡适、王宠惠等十二人负责整理宪法决议案条文的文句。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进行第三读大会前，十二人决议案整理委员会公推胡适代表报告整理结果。看来，像宪法条文这样百年大计的文献之文字推定，只要有胡适在，大家就不会选第二人，尽管有望重一时的法学家王宠惠在其中。胡适报告后，宣读《宪法》条文历半小时，大会完全接受，郑重通过，制宪大业，宣告成功。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其内容为：胡适的墓志铭“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二零一零年九月二日，文化部长蔡武抵台访问第一站，即前往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故居参观，还特别步行前往胡适铜像和墓园凭吊。对于半世纪前曾遭到大陆严厉批判的胡适来说，蔡武的专程吊唁，不啻是一份迟来的肯定。更重要的是，由于从对峙到缓和之故，让两岸都敬重的思想家胡适，不再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遭到莫须有的曲解与责难。

    胡适深受赫胥黎与约翰.杜威的影响，自称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杜威先生教他怎样思想。因此胡适毕生宣扬自由主义，提倡怀疑主义，并以《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毕生倡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言必有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终生服膺实验主义(杜威式的实证主义)哲学。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一九二一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造诣。

    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一九一九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故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荐》《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胡适自传》等。多部作品广为流传。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虽然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但却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红楼梦》研究是胡适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因而胡适也被认为是新红学的开山鼻祖。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科学与民主两大思潮逐步深入人心。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科学精神在古典文化领域的重要实践。胡适研究《红楼梦》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他指出《红楼梦》应当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从作者、作者家世以及《红楼梦》的版本进行研究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成果十分丰富。比如《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祖父曹寅的情况，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间大概在乾隆初年到乾隆十三年。通行一百二十回本中后四十回是高鄂所作（当然这一观点还值得商榷）。诸如这些现在已为常识的问题都是胡适研究考证出来的。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意义重大，其使红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其成果极大地超越了以王雪香、张新之和姚燮为代表的题咏、评点派红学，也超越了以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等为代表的索隐派红学，将红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正地将其纳入到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胡适红学研究的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红楼梦考证》、、《曹雪芹家的籍贯》、、，此外胡适与顾颉刚、蔡元培、钱玄同、周汝昌等人还有大量讨论《红楼梦》的信件。

    胡适热爱《红楼梦》，可以说他有着深深的红楼情结。一九四九年他即将离开陆时，许多珍贵藏书顾不上带走，但却将甲戌本《红楼梦》视若珍宝，催促周汝昌尽快还回以便带走，后来他从台湾到美国又将其远渡重洋带到美国。自一九二一年三月发表《红楼梦考证》初稿，到一九六二年逝世，胡适终生关注、追踪红学研究，胡适逝世前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致金作明”，还是谈《红楼梦》的。无论是研究红学，还是研究胡适，都不可轻忽“胡适红学研究”的价值与地位。

    禅宗研究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一九二六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胡适忽略了学者忽滑谷快天的部分，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一九七四年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一九二六年八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慧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慧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慧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水经注》研究

    一九四二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二十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推翻了“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在中国历史上，胡适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拥有三十二个博士头衔，但是经袁同礼考证，胡适共获 胡适博士照得博士学位三十六个。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