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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洲部多次组织兵力强行渡湖,但由于日军在微山湖西岸和津浦路两侧,深沟高垒增调兵力,防守甚严,均未得手。而日军飞机的不断轰炸扫射,又迫使李仙洲部不得不化整为零,分散活动昼伏夜出,滞游于湖西地区。

    于学忠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方面,最初对李仙洲部入鲁是欢迎的。

    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各为己利,因此,李部的入鲁并未能真正体现出加强战略配合、解于部之危的作用反而制造出一些新的矛盾。为培植个人势力,李仙洲在入鲁前,就开始与省内各地方势力拉关系加委官职。这不仅干预了省政府的地方军政事务,而且造成了各地方势力之间或倾向于学忠、省政府或倾向李仙洲的矛盾的发展。

    而蒋介石更以调整抗战态势之名将于学忠在山东所辖的地方武装刘桂堂新编第三十六师、赵保原暂编第十二师、张步云山东保安第二师等划归李仙洲部建制。这一切不啻取消了于学忠鲁苏战区总司令的职务,而且挖掉了于学忠入鲁多年经营的根基。实际上,蒋介石当初派于学忠部入鲁就有使东北军在抗日和反共中消耗势力的意图,此时,更是趁于学忠部在鲁拼杀多年、损失惨重、疲惫不堪之机,进一步瓦解东北军。因此,这就不能不引起于与李之间的矛盾。于学忠为保持其势力及在山东的地位,便通过省政府〖主〗席牟中珩以山东省政府的名义,将所有小股地方军统编为县和专区的保安部队,与李仙洲抗衡:对张步云保安第二师则以不听指挥名义,进行军事讨伐。张步云本属沈鸿烈系人物,与战区之间历来缺少联系与配合,且多有矛盾。因此,干戈之下,张步云遂率部公开投敌,并反戈而击,进逼于学忠部驻防的莒日山区。这不仅使于学忠部和山东省政府的处境更加困难,而且使于学忠与李仙洲的矛盾公开化。鉴于此种局面,蒋介石将原定李仙洲部入鲁增援于学忠的计划,改变为于学忠、李仙洲换防,调于学忠部出鲁整训。

    对共产党方面来说,李仙洲部入鲁时,正值八路军与东北军第一一一师残部争夺甲子山区战役结束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于学忠、李仙洲如果合流,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将大为增强,使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处于不利。因此,中共方面对李仙洲部入鲁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山东分局在李部入鲁之初曾指示该部所过各区主动与之联络,希望团结抗战。

    一九四三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发出《关于李仙洲部来鲁后的统战工作指示》,分析了李仙洲部入鲁对敌对我的两面性和可能带来的山东敌顽我关系的复杂变化,要求“基本仍然以强调疏通团结为主”尽量利用李仙洲部抗战的一面“鼓励与推动它与敌积极作战。对其非友好行为,多用斗争和善意批评的态度,尤注意多用人民团体、民意机关以及推动第三者力量促进友军进步,改变其对我之态度,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使用武装反击”。

    李仙洲部在鲁西南与日军激战时,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积极从侧翼袭扰日军,配合李仙洲部作战,并为李仙洲部护送伤员。《鲁西日报》还发表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李仙洲部官兵表示慰问,并提出在敌后补给困难,要灵活机动,不要过多消耗力量,以利持久抗战。

    但李仙洲却认为这是企图动摇他的军心,态度很不友好。李仙洲部入鲁部队也不顾抗战大局,一再进攻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刘春霜部一进入鲁南,就与暂编第三十六师刘桂堂部勾结在一起。刘桂堂绰号刘黑七,刘春霜别号刘老黑,两人相见,自称难兄难弟。于是,两人“搭伙”拉上土顽申从周等部,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进攻并强占滕峄边地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山亭、白彦、大炉等地,每到一地便摧毁〖民〗主政权,抢劫物资,烧毁房屋,活埋〖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公开宣称:“先打八路,后打鬼子”并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他们的倒行逆施使鲁南抗日根据地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李仙洲在鲁西也提出“先奸匪,后敌伪”以集团战术进攻八路军,以分散战术周旋日军。六月,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李仙洲部亦加紧了在山东的反共活动,频频围攻八路军。

    六月十四日,李仙洲亲率第二十一师主力并鲁西地方顽军近两万人,向单、成武、巨野之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

    在此情形下,共产党方面被迫考虑自卫反击问题。五月四日,山东军区致电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军委,提出打击进入鲁南山的李仙洲部的对策,并着手准备反击作战。六月二十八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消灭围攻八路军之李仙洲部一部的建议。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朱德复电同意。山东及冀鲁豫八路军开始反击入鲁李部。七月一日,王秉章、唐亮指挥冀鲁豫第六、二、五军分区三个团,歼李仙洲部第六十二团两个连及一个重机枪排于成武赵小楼前张庄。二日,李仙洲命第二十一师师长聂松溪率六十一团增援,又在单城西北之禄刘庄一带被歼三百余人,其间还在丰北部王堂被歼四百余人。此时,于学忠开始部署离鲁。刚从华中治病返回的罗荣桓,得悉这一情况后,便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干部请来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实际上,自李仙洲一入鲁,罗荣桓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于学忠的动向和蒋于、于李之间的矛盾,并尽力缓和与于部的关系。一九四三年二月间,于学忠部遭敌“扫荡”时,八路军予以配合,允许于部退入八路军防地,于学忠因此对八路军态度转好。罗荣桓因势利导,派人疏通,三月间做到互派代表联系,四月间约定恢复电台联络。鉴于与于部关系的缓和和于、李矛盾,罗荣桓分析: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

    按常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最好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就走。如果我们能把李仙洲顶住,再给于学忠提供便利条件,他完全可能先期出鲁。罗荣桓说:“如果于学忠真是这样走,我们就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决不能让他过来。”

    于是,形成了顶李送于的对策。七月四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向〖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提出了《关于对待李仙洲、于学忠之军事部署》:“对于学忠部西开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

    对李仙洲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对于学忠部防区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为求控制鲁中山及莒日诸间山区:并互相联络,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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