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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族人民揭开了抗俄斗争的序幕。

    1606年(明朝万历三十四年),俄国殖民者侵入巴拉宾草原,引起额鲁特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开始了武装抗俄斗争;1607年,200余名哥萨克士兵在塔拉地区骚扰,遭到额鲁特等部联军的毁灭性打击;1609年,沙俄塔拉城将军加加林派人潜入额尔齐斯河一带牧地,诱骗土尔扈特、杜尔伯特部首领"转入俄国国籍"。并数次拉拢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所属和托辉特部硕垒乌巴什洪台吉和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归顺俄国;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俄国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胁迫额鲁特在库兹涅茨克的属民归服俄国;1616年秋天,沙皇授意托波尔斯克总督派人带上礼物,引诱额鲁特归降。同时,还四处收集蒙古各部及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1618年,俄军袭击驻牧于额尔齐斯河与托波尔河之间的额鲁特牧民,劫走1名喇嘛和70峰骆驼;1619年抢占额鲁特等部驻牧的叶尼塞河中游地区,建立叶尼塞斯克;

    1628年(明崇祯元年)又将边界线推进至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与此同时,沙俄还不断派出使团到蒙古游说。据粗略统计,仅1635年至1653年(崇祯八年至清顺治十年)沙俄就曾17次派人到新兴的准噶尔各部活动,企图诱骗巴图尔洪台吉向其称臣纳贡。巴图尔洪台吉死后,俄国继续派出使团拉拢其子僧格,遭到僧格的严词拒绝。

    在额鲁特部的抵制下,沙俄南下受阻,于是将侵略的矛头转向北部的喀尔喀蒙古和黑龙江流域。它首先武装侵犯驻牧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布利亚特等蒙古游牧部落。强占牧场,建立堡寨,强收贡税,逼迫各部归依俄国。布利亚特部众为此在后来的10余年中多次重创俄军。沙俄图谋报复,在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一次就杀死布利亚特男子30余人、老弱妇孺28人。经过血腥镇压,到1666年(清康熙五年)俄国最终占领了贝加尔湖以东的布利亚特游牧地。

    对于沙俄的侵略行径,喀尔喀蒙古所属的土谢图汗、车臣汗两部首领也多次派人到莫斯科交涉,要求俄军撤出非法建立的色楞格斯克城,释放无辜,停止掠夺。沙俄蛮横拒绝。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俄军又袭击塔邦古特部,"打死蒙古人约二百名,俘虏多人,缴获全部马匹牛羊"(前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17世纪俄中关系》)。十月再次偷袭驻牧于色楞格河附近的蒙古包22座,"打死蒙古人三十名,俘虏了他们的妻孥,缴获马群、牛羊和帐幕"(同上),并强迫蒙古领主归附俄国,"永世臣服沙皇"。对于这些无理要求,蒙古王公贵族十分反感,纷纷携众逃回内地。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在沙俄压力下中俄签订了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解决"了两国东段边界争端。而中段边界问题,由于沙俄顽固坚持"决不会在该蒙古地区划界",未能达成协议,一直拖延40余年。在此期间,沙俄趁机侵占恰克图,又在库苏泊一带私设堡垒哨所,将侵略矛头指向鄂嫩河流域。俄国商人50余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在恰克图、库伦等地进行非法贸易。1727年(雍正五年)俄国政府担心再拖延谈判会损害其对华贸易,同意划定中段蒙俄边界,得到贝加尔湖一带以及叶尼塞河上游广大地区,"大量的蒙古旷地,现已并入俄罗斯帝国"。

    不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的订立,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俄国对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扩张与侵略。但是,沙俄殖民主义者并未放弃侵吞中国领土的野心,18世纪初,再次将其侵略矛头伸向中国西北蒙古地区。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俄军侵入准噶尔汗国辖地哈屯河、阿勒坦河流域,构筑要塞,进行武装挑衅;1715年沙皇为了掠夺叶尔羌金矿,派出3000名远征军占领准噶尔达布逊淖尔地区,以此作为进攻叶尔羌的前哨站;1720年,又派出一支400余人的殖民军,分乘34只船,侵入斋桑湖地区,妄图侵占叶尔羌;1727年(清雍正五年)沙俄又胁迫准噶尔汗国"让与领土",签订臣服条约;

    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支持阿睦尔撒纳叛乱,次年阿睦尔撒纳败逃俄境,沙俄拒绝引渡。阿睦尔撒纳的失败,使沙俄在中国西部蒙古地区的扩张活动又一次受阻。此后近百年间,两国边境出现一段暂时的和平时期,双方贸易日见频繁。然而,蒙古民族同整个国家命运休戚相关,正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三、沙俄真正牢固控制中国远东以及蒙古地区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刚刚遭受甲午之战惨败的中国,一时成为众矢之的,中日《马关条约》的缔结更是火上浇油,助长和刺激了各国的贪欲,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尤其沙皇俄国正准备侵占包括中国蒙古在内的长城以北地区。在沙皇宫廷内的所谓"东方派",已形成一股强大的侵略势力。他们极力鼓吹向远东加紧侵略扩张,提出修筑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及政治、经济价值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计划,借此加速建立"俄亚帝国"。其中布利亚特蒙古人巴德玛耶夫,于1893年曾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提出一项关于俄国侵略远东的条陈,这就是所谓的"巴德玛耶夫计划"。

    巴德玛耶夫原名扎玛萨拉固,1849年生于一个牧主家庭。1875年在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毕业后,作为蒙藏事务专家留在俄国外交部亚洲司任职。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财政大臣维特,当上了沙皇的御医,认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改名"彼得",与俄国政府关系极为密切。他在条陈里除赞同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外,还建议修建两条支线,一条从恰克图通过库伦至北京,另一条通过蒙古大草原,修往中国腹地兰州。并毛遂自荐提出组织数千布利亚特人,冒充商贩,在铁路沿线地区策动蒙古、藏、汉族反叛清朝。这样沙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占中国新疆、西藏以及整个蒙古地区,"蒙藏汉之全部东方"便可"和平地并入俄国"。巴德玛耶夫这个狂妄大胆的侵略计划,连沙皇听后也感到离奇,将信将疑,认为"这些东西都这样新奇而虚幻,使人很难相信它的成功"。财政大臣维特则称赞巴德玛耶夫"发表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只是由于害怕引起西方列强的干涉和反对,修筑恰克图至北京等铁路计划方才作罢。然而俄国并未就此放弃其侵略政策,因为它深刻地认识到,如果修通西伯利亚和深入中国内地的铁路,"俄国从太平洋海岸及喜马拉雅山高峰,将不仅能支配亚洲的事务,并且能支配欧洲的事务"

    作为独霸中国长城以北地区的第一步,俄国通过《中俄密约》抢先取得东清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贷款权。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俄国暗示清廷派遣李鸿章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礼,由维特出面同中方进行外交谈判。俄方软硬兼施,耍弄手腕,一面诡称"正是由于我们,中国才得以保持完整",提出"为了能够维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对我们来说,是有必要修一条穿过蒙古和满洲北部,通过海参崴的尽短的铁路";一面又威胁说,如果拒绝上述要求,俄国就要"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同时私下以重金贿赂李鸿章,诱骗清廷订立了《中俄密约》,同意俄国修筑东清铁路。根据该密约第四款,清廷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了"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合同"十二条,详细载明新造铁路与俄境内赤塔及南乌苏里河流域相接,由中国加入股银500万两与之合股经营。其实路权已为俄国所操纵。密约中有关蒙古的条款有,承认俄国在蒙古、满洲拥有修筑铁路、占用沿线土地、开采矿产以及经营工商业等特权,非经俄国允许,不得让与其他列强国家。通过《中俄密约》,造成俄国在蒙古和东北一手遮天的局面,铁路沿线地区完全变成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取得势力范围,与其他列强稍异其趣,即大都来自密约。但同列强各国也有相同点,即都是通过推行铁路、银行两大侵略政策,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俄国获得路权后,立即着手修筑连接西伯利亚铁路的东清线。这也是在蒙古地区修筑的第一条铁路线。该线将西伯利亚铁路引入呼伦贝尔境内的满洲里、海拉尔,自西北而东南,穿过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全长2800多千米,在内蒙古境内蜿蜒380余千米。两年之后,即1898年俄国又胁迫清廷订立《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九款,将其侵略势力延伸到东北地区南端的辽东半岛,取得这一地区的南部出海口,并修建了哈尔滨至旅大的南满铁路,该线路同东清路成"丁"字形,纵横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这两条铁路的修通,长城以北地区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对于沙俄向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扩张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及集中于满洲、黄海口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因而"最适合(俄国)经济的政治的及战略的要求","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东清、南满铁路的修成,也渗透着万余名蒙汉各族劳工的血泪和仇恨,在俄国监工的皮鞭下,仅用短短几年时间即告竣工。列宁当时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径,"几年以前,它(俄国,编者注)毫无私心地侵占了旅顺口,现在又毫无私心地侵占满洲,毫无私心地把大批包工头、工程师和军官集结在与俄国接壤的中国地区,不得不引起以温顺出名的中国人的愤怒"。

    俄国在取得铁路权的同时,还得到在铁路沿线占用土地、砍伐森林、开采矿藏、驻扎军队及管理地方行政等权,俨然是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俄之东清铁路,轨道两旁之余地,在一百十五英尺以外,大车站附属地有宽至二十里以上者,民地则强买之,官地直夺占之"。东清铁路伸入呼伦贝尔地段沿线圈占土地3914垧,车站用地41911垧,共占用土地45805垧;东清铁路还经过内蒙古东部其他各旗,首先穿过郭尔罗斯后旗的一角,横贯杜尔伯特旗,到达齐齐哈尔城南的昂昂溪,全长约170千米。其支线宽城子至老少沟段,全部通过郭尔罗斯前旗的南部边界,计长114千米,支干两线约有20余站,总计占地22703垧。铁路占地,条约规定应是敷设铁路及车站经营所必需的地亩,东清路占地实际远远超出条约规定的必须地亩数。沙俄还在铁路沿线城镇,擅自挖壕埋桩,恃强展界,满洲里、免渡河、海拉尔等地各被额外侵占土地6000余垧,并就地规划街道,编列地亩号标出租,从中渔利。俄**队曾试图武装占领满洲里,虽未得逞,却强行占去额尔古纳河以东阿巴该图等100余处河中陆地。

    俄国借口铁路、建筑和燃料等用材,对沿线森林滥加砍伐。仅呼伦贝尔境内,1901年和1902年两年被铁路公司砍伐的木料即达80余万株。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东清铁路公司同黑龙江地方当局签订"黑龙江铁路公司伐木合同"。根据这个合同,铁路公司可在呼伦贝尔地区成吉思汗、牙克石站段300千米内,任意采伐树木;呼兰河与诺敏河交汇处上游长150余千米、宽50余千米地段,叉林河与浓浓河交汇处上游长85千米、宽35千米地段,两处森林也"统归铁路公司砍伐,华人不得过问"。当地居民入山伐木,要向俄人领票,反客为主,百般刁难。该公司以后又获得"将应用敷余之木植外卖"的权利。此例一开,俄商争相而至,擅订"合同",侵占或经营大片林场,结果"大率由公司购取材料,渐变而为个人营业。由中国官厅之授予,渐转为私人授予,利权所在,转以资敌"。每年仅运往哈尔滨、满洲里等地的木材价值即达大洋10余万元。有的林场附设锯木厂、木材干馏厂、松节油厂、火柴厂等木材加工厂,将大批成品或半成品高价转售各地,有的直接运回俄国。据初步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每年掠走价值大约1亿元以上的木材。

    俄国对东清铁路沿线30千米以内的矿山也是随意开采。1901年满洲里东面20千米的扎赉诺尔附近发现煤田。东清铁路公司便以"铁路用煤"名义,于次年私自动工,建井开采。直到1907年该公司才同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官吏订立"煤矿合同",强行规定"其勘挖应在何处,应用何法,均由该公司自择",民用煤价也由该公司"酌定"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19年被俄国掠去的煤炭多达780余万吨。而地方煤税局按照合同规定,每千斤(500千克)煤仅能抽收税银一钱二分,中国的利权为外人占尽。

    东清铁路的修筑,也极大的方便了俄国对蒙古农牧副以及土特产品的掠夺。"进入郭尔罗斯后旗时,铁路两则的土地开垦不久,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产品由本铁路运载,经哈尔滨输出到海参崴。其中,小麦、大豆的产量是相当多的"。事实上整个蒙古和黑龙江北部的农产品,都通过东西两个边境城市绥芬河、满洲里,运往海参崴、沿海各州及西伯利亚地区。据统计,仅1911年至1917年经由东清铁路运入俄境的粮食即达7.2亿千克。有的粮食作物如小麦,俄国并不运往国内,而是在哈尔滨和铁路沿线建立起18家蒸气面粉厂,就地加工,每天的产量可达140万千克。俄国从铁路沿线蒙古地区掠取的畜产品以及土特产品数量也是相当大的。

    铁路是俄国确保势力范围的生命线,它以护路为名,派遣大量军队驻扎在铁路沿线地区。八国联军进占北京时,俄国又增兵东三省及呼伦贝尔、哲里木两盟。外蒙"独立"之后,再增步、骑、炮兵15000余人。俄军第一队下属第一边队就分扎在内蒙古的海拉尔、满洲里、免渡河、扎赉诺尔一带。并在水陆要道添设巡警,控制各处重要口岸。还侵夺沿线地方的行政管理权。1908年指令东清铁路公司在哈尔滨成立"自治会"。以后又在满洲里、博克图、海拉尔等地设立了类似的殖民地组织。在"自治会"辖区内,"自订章程,勒索税捐",商民如不肯纳税,便出动军警,"毁弃货物",封闭店铺,当地居民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通过签订密约,俄国抢先在蒙古及东北地区获得铁路修筑权、经营管理权,以及铁路沿线土地和资源的使用权。因此,攫取路权,投资铁路,成为列强扩大对华侵略的重点,也是帝国主义各国在蒙古激烈争夺的首要目标。俄国由于掌握了东北的两条铁路干线,也就确立和加强了它在蒙古和东北的地位,使之成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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