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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当时由于长期内乱和历史遗留原因，加上北方游牧骑兵的大举南下导致司马家族的中央集权严重削弱，地方豪强趁势崛起，中国的农业社会出现了向庄园化转变的趋势。无独有偶的是，欧洲同时也受到了北方蛮族毁灭性的的入侵，可以说由于天灾，又像是受到血液中狂燥基因的召唤，当时的亚欧大陆的北方游牧民族向农耕社会展开了在全大陆范围内的征服（蒙古后来又重复了一次）。
这种征服在欧洲的表现是促进了农庄制度的发展进化，而且由于欧洲自古小国林立，往往在不大的范围内只能指望凭一己之力抗击外侮，长距离的远征机会不多，所以这种经历促进了欧洲军队重视防御和机械力（补充不足的人力）的军事思想，养成了欧洲人思维缜密、精打细算、按部就班的正规战略思想，因为小国经不起人力物力的消耗，不敢冒险。欧洲的军事筑城面积不大，高耸的城堡相对孤立，强调以点控面，盔甲厚重、工艺精湛，兵器也以长、重为主，以力取胜。国王领主均倚重骑士阶层，骑士阶层要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又只能是非富即贵，所以欧洲风俗尚武。虎背熊腰、血胆之人往往得到尊重。但欧洲军队中骑士只占少部分，大部分仍是“麇集之半裸露乡民”。
中国与欧洲不同，虽然长期经受北方游牧骑兵的侵袭，但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导，中央集权制度一再加强，外来文化不是被吸收就是被同化。
和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关，文人（就算起家之人是出身军旅的莽汉，只要能传承下去，他的儿子，甚至不用到孙子那一辈，文化这一因素几乎就可以侵入到他们的骨子里了）为主的统治阶层宜于管理广大疆域和众多人民，但在军事思想上往往重视战略上的权谋机变，出奇制胜，将领人选上推崇儒将（纯粹的职业性猛将往往难于相互沟通和控制），兵器上的改良往往是拿来应急，用后就斥为“机巧之物”（士大夫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也不感兴趣、且心存畏惧）。
当然，这也是长期与北方游牧骑兵作战烙下的痕迹，相当实用，但凡事过头就有问题了。
两汉之时，孔孟之道尚未根深蒂固，古风烈烈尤在，北方的威胁说不上是亡国灭种却也一点都不含糊，与北方的游牧民族相比较，汉家骑军是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整体效能的体现，不但规模庞大而且训练有素，虽然在骑术方面上还比不上游牧骑兵，但由于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机动（骑术）、杀伤（肉搏、箭术）、协同（纪律、阵法）、战略战术的相融合，最终彻底击败了匈奴，迫使他们只能在穷追之下远走欧洲（今匈牙利）。
这种依靠谋略、机动和协同来战胜游牧骑兵的经验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人的骑战军事观，在每一个骑军将领的心中都打下了深深地烙印，就以刘宪而言，他就从来没有提议过要自己去带这支重骑兵，在他心中，依靠机动作战，追亡逐北的轻骑才是真正可心最得心应手的。
霍去病多次的千里征伐，李靖的三千轻骑喋血虏庭，遂取定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和事的影响，中国骑兵和骑战在兵法、兵器上才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如欧洲小国林立一半的南北朝，中国的甲骑具装只是大分裂时期昙花一现的产物，在南北朝时发展到顶峰，隋唐即逐步消亡，最后作为仪仗的作用大于作战。
对于中国重骑兵的发展史刘宪所知不多，但这并不耽误他做出正确决定来。刘备最初之时确是有些迷失于重甲骑兵的冲锋力上，可在他身边的能人智士实在太多了，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庞统、法正，大脑转上一圈，就能对着刘备梭罗起重骑兵的一大堆缺点。
作为一个需求基数庞大，兵员相对充足，依靠出色的战略和战术取胜的军政集团来说，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把重骑兵作为骑兵的主力来发展。
机动灵活，代价小，死伤得快但是补充起来也快的轻骑兵才更应该受到了上位者的重视。
“上将军，荆州送来了密信，主公有命，请将军速回长安。”出了军械库，一路走回刘宪正在听铸造所的监察和匠师禀话，就看见刘信一溜小跑的到了身前，附在耳边细声说道。
一抹精光从刘宪眼中闪过，“荆州……”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