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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自号“梦天”的大才子军人，另一个时空虽然革命未几，即惨遭乱兵刺杀，还未来得及立下更多的功业，但他的文武全才、他的豪放、他的狂狷，都让后世那个大学生王麟心向往之，曾不止一次到岳麓山凭吊他。尤其他的那首“狂诗”，王麟“至今”还能念出来：“平生何事最关情，只此区区色与名。若就两端分缓急，肯将铜像易倾城。”
可惜，陈作新最后被追赠上将，终究是死于“名”，而非他更希望的“色”上。王麟此时念着这首诗，心中默默道：“既然我来了，看着吧，一切都会不同的。”
却说王麟几乎沉浸于过分的yy之中的时候，突然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声音响起：“焦达峰同志奉同盟会本部特派，来湘组织军政府，起义事宜，是不是等鞠荪（焦达峰）回来再谈？”
王麟循声看去，原来是同盟会的曾杰发话。
“前次议事，鞠荪与大家约定九月初一（按：也就是阳历10月22日）起义，现在起义提早举行，是否太过仓促？”同盟会湖南分会的另一负责人文经纬接过话题。
“伯兴兄、晋藩兄，如今省垣形势紧张，刚才你们出城时也见到了，黄忠浩那厮调集巡防营紧守城门，还派人四处缉捕我们革命党，若非巡防营弟兄许多已经被策反，此刻我们还未必出得城来。我建议，起义宜早不宜迟。鞠荪去浏阳召集会党，明日方能赶回。若非王总长来到，确实非等鞠荪回来发令不可，如今却不必了。军情如火，耽搁不得！”陈作新答道。
安定超也在一旁附和：“军中弟兄都已经完全发动起来了，随时可以举行起义。会党徒众再多，在作战中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只有光复长沙后，把他们编练成军队，才能大用。”安定超这等军中老人，却是不太瞧得起有如乌合之众的会党。
王麟微微一笑，从身上掏出一封信函，递给同盟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文斐，说道：“这是王某动身之前，宋遁初嘱我交给湖南同志的信件，是遁初兄亲笔所书。本来，遁初兄是希望能亲赴长沙的，只是武昌城里还需他坐镇，所以特托付王某来与湖南同志联络。”
文斐接过信函，迅速浏览一遍，信件不长，言简意赅，不过寥寥数句，大抵是赞王麟此子如何了得，乃我革命党之干城，又以湖南之事托其负责，希望湖南同志配合云云。文斐念完又依次递给给曾杰、文经纬、陈作新、安定超等人，一一传阅一遍。
王麟也不急躁，静静地站于一旁，等着他们一一把信看完。
对于在场之人，宋教仁这封信的作用，可比什么话都强，大家传阅一遍后，再无异议，当即承认了王麟湖南革命领导人的身份，并开始商议发动起义的具体事宜。
王麟拿出信函，就料定了是这个结果，要知道两湖同盟会，实际上就是宋教仁、谭人凤、居正等人在负责，又以宋教仁为核心，刚才曾杰所说的“同盟会本部”其实指的也不是东京同盟会总部，而是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
而在两湖地区，直接策动革命的，除了蒋翊武等人组织的文学社之外，还有由同盟会员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喻培伦等人于1907年，发起组织的共进会（其中，前三人为湖北籍，焦为湖南人，喻为四川人）。共进会的成立，就是因为发起诸人，一致认为同盟会东京本部不能成事，才“另起炉灶”。
黄兴曾面诘焦达峰：“为何要另立山头？”
焦达峰答道：“同盟会举趾舒缓，何时才能成事？共进会用以赴急，非是故意立异。”
黄兴继续责问道：“如此则革命将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焦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时年黄兴33岁，焦达峰21岁。
王麟有着后世意识，熟知革命党的这些掌故，才敢暂时“抛下”湖北，带着这么一点人马，就匆匆赶来湖南“抢功”。
可怜宋教仁也是当世英雄，但他可没有“后知后觉”，如何能够清楚知道如今湖南情况，有没有王麟，都可以随时光复。况且，宋教仁此人才真正是气度宽宏，待人真有点“有疑处不疑”的古风。另一个时空，他即使被刺，临死之前还写信给袁世凯道：“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富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所以他见王麟“锐意赴难”，几乎是单骑去取长沙，他只认为王麟此子，急公好义，乃我革命党又得一良将，因此，大笔一挥，迅速草就一函，让王麟带着南下，此时果然发挥了莫大作用。
P：感谢书友“老吴小吴”的打赏！
汗~发现前文“议事”时用的是阳历，大错，不过不好改了，特此说明一下。
早上起来，吃了早餐，中午匆匆扒了两口饭，几乎一口气码到现在，终于码完一章，累惨了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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