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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理想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现在就是行动起来的时候”。
在这一条例中，苏维埃政权宣布了一系列严厉措施：第一，加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也即“契卡”的权力，由捷尔任斯基负责清除苏维埃统治区内所有“旨在破坏苏维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坏分子”可不经法庭审判，只要“有足够的理由”即可“采取措施”：第二，颁布《关于组织”切产品、个人消费品及日用品的居民供应》的法令，规定一切食品、个人消费品和家用物品均由国家和合作社组织供应，取代私商：第三，颁布《关于国家在出产谷物的省份征粮办法》的命令，在全国各地实行了谷物和饲料的余粮收集制。征收数额由粮食部根据收成情况规定，原则是富农多征，中农少征，贫农不征。不按期完成的，其储粮一经发现，当即没收：第四，产品犯给制。一切非农业人口都必须加入消费合作社（一度称消费公社），由合作社分配站按照工种定量配售食品及日用品：第五，劳动义务制。要求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参加劳动，并强迫录削阶级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强制贯彻“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政府可以招募公民完成不同的社会工作，而不论其担任何种经常性工作：第六，全部工业国有。在原本大机器工业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苏维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决定，将拥有机械动力，工人在五人以上的，或没有机械动力，工人超过十人的私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
第七，一切贵金属，外汇无偿收归国有：与上述措施对应，苏维埃政权在统治区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清除“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的〖运〗动，并鼓励公民互相监督“检举揭发有奖，包庇纵容有罪，…。
在工厂，苏维埃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由先进分子组成，负责监督协调，要求工人“为了苏维埃，为了〖革〗命”“必须自愿劳动十二小时以上，并无条件接受工厂委员会提出的加班要求”。一切工人组织都必须与苏维埃工厂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工会合并，接受工厂管理委员会的领导。
在乡村，苏维埃派出武装士兵组成“征粮队”对一切囤积，藏匿粮食的行为予以铁拳重击。在城市，苏维埃的“反投机倒把行动队”根据市民的举报，在各处住宅院落搜索贵金属和外汇，用以从芬兰，瑞典的〖中〗国和〖日〗本商行购买物资。
布尔什维克的强硬举措在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反弹。很多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农民自发地起来抵制苏维埃的政策，而苏维埃内部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们都提出了质疑。
六月五日，在苏维埃大会上，苏维埃执行委员之间，以及台下的代表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论面对乌里扬诺夫和布尔什维克的强势，社会〖革〗命党中的强硬派，如负责明斯克方向作战的西方面军司令斯涅萨列夫上将，负责察里津方向防御的米，阿，穆拉维约夫中将，以及圣彼得堡全俄最高工兵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莫斯科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们并不反对专政，但反对对农民肆意的掠夺。在这些〖革〗命者看来，余粮征集制度一旦被滥用“新获得土地的农民就会被统统划为富农，一点粮食都不剩”。
对此，乌里扬诺夫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也在必要时给与了坚决驳斥。他提出，〖革〗命的现实在教育着每一个〖革〗命者，只有看清现实，站在“人民的一边”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人民，〖革〗命者才能够获取最后的胜利。一切政策“牺牲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胜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局部的一些牺牲，是为了全局的胜利，如果连这一点点都不舍得付出“改天换地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就在苏维埃内部冲突不断的时候，沙皇军队已经完成了整顿，转入了反攻。
在十字架的引导下，在战后分配土地，给与特权的刺激下，矢志“消灭渎神者和叛逆者，恢复俄罗斯光荣”的沙皇军队以职业军人们为骨干，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这些在远东积累了聿富战斗经验的沙皇军人，在炮兵的运用上明显超过了对面的红卫军。沙皇军队中的职业炮兵军人们宣誓要“消灭背后捅了俄罗斯勇士们一刀的叛逆”打得格外英勇，更让沙皇的炮兵火力如虎添翼。
华手装船运输而来的八百多门俄制，以及俄国以“优惠价格”购买的〖中〗国军队裁汰下来的制式大炮，在与对面同样来自华军缴获军械的俄制和日造大炮的对射中逐渐占据了优势。
前线的紧张态势震动了整个苏维埃政权。
在乌里扬诺夫的坚持下，社会〖革〗命党人也不得不妥协，而布尔什维克派也在具体法令上做了一些让步。
无论如何，征粮队拿着苏维埃的法令开始收缴粮食，顺带强行征兵，并收缴一些逃亡士兵带回乡下的步枪和子弹。
出乎苏维埃的意料，征粮队固然强势，但在很多地方“完成〖革〗命任务”的推动下，在征粮队和地方官员的私心之下，征粮变成了全面的劫掠，尤其是对很多在地方颇有名望的富农或者开明小地主执行了无情的抢劫，在很多地方引发了各式各样的抵抗乃至暴乱。
征粮队的暴行，在农林，尤其是南部与沙皇军队接近的地带引发了逃难狂潮，无数的俄罗斯农户，在各种形形色色谣言的刺激下，驾着马车，牛车，拖家带口，携带者粮食和日常用具向南逃跑。而对这种“投敌”行为，红卫军在圣彼得堡苏维埃和托洛茨基本人的命令下，给与了无情的捕杀。
一路北上的沙皇军队，目睹不少难民被杀死，终于激起了愤慨。他们发誓“对叛乱的渎神者一个都不留”对苏维埃俘虏执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这种暴行，逐渐开始蔓延，并变成了对苏维埃占领区一切“与苏维埃政权合作者”的全面清洗。
尽管很多帝俄传统军官对此有些不忍，但尼古拉耶维奇大公认为，不如此不足以震慑谋逆者。直到发生了两起屠城事件，大公才派出了近卫兵，清理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兵痞，开始约束军队。
事实上，这种暴行反倒解决很沙皇政权的很多问题：军费，物资，以及战后要分配给军人们的土地。随着很多地方的富户们先被苏维埃屠杀，紧接着又被沙皇政权清洗了一遍，大片早先分出去的土地，以及众多的财富，又回到了沙皇的腰包，而军人们也吃得腰包鼓鼓，士气也越发高昂。
尼古拉耶维奇大公也好，沙皇米哈依尔二世也好，对此心知肚明，但都没必要说破。总之闷声发大财，一切为了俄罗斯，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
前脚军队在前进，后脚沙皇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始重新建立政权。李沃夫亲王指挥着矢志一显身手“复兴俄罗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在各地整顿秩序，建立临时杜马和市政府，布置秋收，在工厂重新组织生产。
借助乌克兰和顿河的丰富物产，各国的支持，沙皇政权至少从粮食物资等方面要比苏维埃好上很多。
战争的天枰，开始逐渐倒向沙皇政府一边。（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