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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帝国从1741年西域战争后，就开始着手基于汗血宝马的培育，到现在赛里斯骑兵能驰骋欧亚，就是从那时开始打下的基础。”
“但李将军的深入解说将此事从军事层面提升到了社会层面，他认为。现代战马养育体系不仅仅是育种和牧养技术的变革，而是步入到现代社会的整个国家体系在支撑。这就意味着，一个还处于旧时代的国家，即便获得了现代战马育种和牧羊技术，以及现代骑兵的训练体系，也不可能支撑起现代骑兵。”
“他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他所统领的骑兵九十师。也称禁卫骁骑师，所用的汗血宝马不仅来自西域和中亚，还来自东亚的漠北草原，甚至南洲也是一个重要的放牧地。在如此辽阔的牧养地域里，战马的主要食料都是统一的。这使得战马只需要经过短时间的气候适应，就可以在不同环境下作战。”
“经过严格育种，保证产品尽量一致的苜蓿、燕麦等海量农产品背后，是有大规模商业资本支持的农业，加工储存和运输等环节又需要现代工业体系保障，能确保战马获得充分补给，这更是现代国家才具备的能力。”
“在旧时代，将一种战马转移到新的作战区域，不仅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还需要适应不同的食料，死亡率是非常惊人的，后者的影响更为致命。而现代战马在育种上提升了环境的适应能力，食料则需要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保障。”
“李将军再举了步兵的例子，随便一个人拿上一杆来复枪就能变成现代步兵吗？显然不是，但只是将现代步兵理解为依照教典，用棍棒操练出来的流水线产品，这种理解也是片面的。李将军就认为，现代国家在很多细节上作了保障，这才有了现代步兵。比如说统一的制服，统一的装备，甚至统一的食物，只有通过各种高度统一的物质条件，训练教典才有具现出效能的作用，从而将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打磨为战争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而这些物质条件，并非旧时代国家所能提供的。”
“李将军开了一个小玩笑，说如果一个连队里，三分之一的士兵光脚，三分之一的士兵穿草鞋，三分之一穿皮靴，要确保在每分钟八十步的缓行军速度下，连队阵型依旧完整，官兵克服障碍所消耗的勇气和素质，已经足以让他们获得一场英雄般的胜利。”
“到此我总算明白了在西域战争前后，赛里斯骑兵为什么呈现出复古趋向的原因。骑兵在西域和中亚战场扮演着关键角色，赛里斯必须大力发展骑兵，但是战马以及各方面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赛里斯骑兵只能先走一段老路，这也使得赛里斯骑兵的面貌在那个时代繁杂多变，似乎全世界每一类骑兵都能在赛里斯骑兵身上找到影子。”
“李将军非常赞同我的观点，他特别说起了一件战史上从未澄清过的事情，那就是1741年西域战争里，俄罗斯的准噶尔军团，也就是哥萨克骑兵，为何在禁卫骁骑师面前不战而逃。”
“1741年赛里斯在西域轮台附近打败了准噶尔和俄罗斯的联军，这一战奠定了赛里斯对西域的统治，准噶尔汗国也为之瓦解。欧洲军事家们对这一场会战非常关注，出版了不少著作，但在这件事情上的说法却纷纭不一。有的人认为是叶夫秋欣临时下达了撤退命令，导致战术素养不高的哥萨克骑兵紧急变阵，这才陷入崩溃。也有的人认为是前线指挥官穆拉维约夫个人畏怯逃离，使得哥萨克军心溃散。”
“我之前也关注过这场参战兵力总计十四万之巨，但战斗仅仅只持续了四个小时不到，一方就全线崩溃的会战。时代的差异在这场会战中显露无遗，赛里斯一方伤亡不过千人，其中阵亡162人，而准噶尔和哥萨克人却死亡七千多人，被俘超过四万，其中俄罗斯的四个哥萨克骑兵团死伤过半，被俘上千人。”
“准噶尔汗国的汗王噶尔丹策零仓皇逃离，之后更在赛里斯大军的追击下，向西逃入中亚诸汗国，最后逃到波斯，也埋下了赛里斯进军中亚的伏笔。中亚和波斯的命运，乃至赛里跟俄罗斯的关系，就由这一战奠定。”
“这场会战的关键转折点正是哥萨克骑兵的无故溃散，但在1741年，赛里斯与欧洲还没有深入的军事交流，东西方战争智慧的碰撞得等到1756年九年战争爆发，赛里斯与不列颠、普鲁士等国结成联盟后才正式开启，因此没谁能探究到哥萨克骑兵到底为什么表现反常。”
“当李将军调来一个连队，为我展示了他辖下禁卫骁骑师的古典盛装时，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哥萨克骑兵会不战而逃，太像了，禁卫骁骑师的古典盛装跟波兰翼骑兵太像了。哥萨克对波兰翼骑兵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他们当然会转头就跑。”
“李将军说，赛里斯也是在接触到波兰人之后，才真正明白这个原因。而外界之所以不太清楚，是因为在那场会战后，禁卫骁骑师再没有对阵大股骑兵的机会，于是那种羽翼也就很少再出现在战场上，成为阅兵时的礼仪装束。”
“和李将军的交流是我到赛里斯后获得的第一笔宝贵财富，这也鼓舞着我，对接下来的行程满怀憧憬。1810年7月，我到达轮台后，还刻意去了古战场，而轮台城那座高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成为轮台电报局的高塔，据说在当时是一座灯号塔，赛里斯人用蕴涵着无尽智慧的古老信号，向数千里外的帝国腹地传递消息。”
“殿下，您不必再对日后的赛里斯之行感到忐忑，获得这样的财富，这样的智慧，足以让任何一个人衷心喜悦，即便是身为普鲁士王太子的您，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1810年7月11日，于赛里斯西域轮台。”
七十年后，克劳塞维茨在已成为繁华都市的轮台城里，向他的学生，普鲁士王太子写去这样一封信。透过他所住旅馆房间里的玻璃窗，那座高塔依旧稳稳地矗立着，似乎一点也没受时光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