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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比如，英国早在一九八零年就提出希望成为J-80的第一个海外用户，而且以中英关系，中国当局绝对不会阻挠把J-80出售给英国，可仍然因为价格上的问题，英国一直没有做出购买J-80的决定，甚至打算自行研制重型制空战斗机，后来还跟联邦美国合作，着手设计重型制空战斗机。
沙特等海湾国家首先在价格问题上让步，成为J-80的海外用户，而且总订购两超过了四百架。
这就意味着，算上中国空军的订单，J-80在开始量产后就拥有了上千架的订单。
也就是说，J-80的产量超过了盈亏平衡点，开始产生规模效应了。
在均摊研制费用的情况下，产量越大，就以为着单价越低。此外，提高产量也能够降低规模生产的成本，比如把分散了生产线的建设成本，以及通过扩大批量采购降低了各零备件的采购成本等等。
到一九八五年，J-80基本型的对外销售价格降低到了五千八百万华元。
因为J-80的战斗力比J-66提高了十多倍，而且在一九八四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空军用J-80完败了埃及与叙利亚空军，用实战证明了J-80的强大战斗力，所以其五千八百万华元的售价并不显得离谱。
结果就是，J-80迅速成为了“通用战斗机”。
也正是如此，J-80的最终产量才突破了三千架。
要知道，J-80是大战之后，世界上唯一的产量超过三千架的重型战斗机。虽然J-66的总产量超过了五千架，但是按照战后的标准，J-66只算得上是中型战斗机，比起飞重量在三十吨左右的重型战斗机差了一大截。
J-80的大规模生产，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空军的装备成本。
最终，中国空军J-80机群的规模不是六百架，而是上千架，而且J-80也不仅仅是重型制空战斗机，还是多用途重型战斗机，即由J-80D发展而来的J-80G是二十世纪最优秀的重型多用途战斗机。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这种最多能够挂载十一吨炸弹的重型战斗机依然是中国空军的主力。
与J-80一样，中**队依靠大规模军火出口，还获得了其他新式装备。
更重要的是，中**队大规模换装是在装备采购费用不算宽裕的八零年代进行的，而军火贸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在九零年代到来的时候，中**队率先完成了主要装备的更换工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战斗机、坦克与战舰，获得了远超过对手的战斗力。
这一点，在九零年代初期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中国在八零年代、特别是一九八二年之后的军费开支并不少，甚至达到了冷战时期的巅峰。
这就是，中国在一九八二年正式启动了“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工程。
到一九八八年，中国的军费开支占到了中央政府总开支的百分之十七，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四，达到了冷战时期的最高点，也是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极限。
问题是，军费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了与“国家战略防御系统”有关的项目上。
也就是说，实际用于军备采购的费用并不多。
在此之前，中国的军备采购与研制费用一般占军费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中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中的比例在百分之十八到百分之二十一之间，而在一九八二年之后，这个比例降低到了百分之十二到十五之间。
显然，军备采购费用在军费大规模增长的同时非但没有增长，反而有所降低。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在巨额军火贸易中获得的巨额利润，中国的军火企业就不可能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把新式武器装备出售给中**队，而中**队也就不可能在采购经费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完成装备换装。
事实上，巨额军火贸易，等于把装备的研制费用转嫁给了第三方。
拿J-80来说，中**方的采购价格实际上没有包括研制费用，仅出口的J-80就分摊了全部研制费用，还为军火商提供了足够的利润。这样一来，中国空军在采购J-80时，只需要支付生产成本。
显然，没有伊朗革命，也就没有来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巨额军火订单，也就不会有八零年代的海量军火贸易。
也正是如此，才促成了中国对伊朗实施孤立政策。
说白了，一个对周边国家构成了严重威胁的伊朗，恰好符合中国的利益，特别是军火集团的利益。
只是，伊朗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军火贸易上的好处。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