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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4、5万人。再就是我们纵队在玉门、鼎新、金塔、肃州等地有6千多驻军。”
在去年12月25日发生一次大地震后，今年1月17日又发生了一次大震，其后又连续发生多次程度不同的余震。因为余震不断，原本重建家园的打算也只得停下，受灾区域的民众也转移到他方安置。
“既然这样，那尽快动员剩余的几万民众转移到其他区域安置。在秋收后坚壁清野，放弃高台以西的各县，将防线收缩到高台，利用高台与肃州之间的河流、丘陵阻击敌军。”赵振中决定道，“将那片地震后的废墟布上大量地雷后，交给诸马去头疼。另外，你部要多注意下甘州北部大盘道口，防止敌军从那里袭取甘州。”
赵振中的这个决定正合陈致远的心思，与其延长的补给线去和敌人争夺现在没有多少价值的地震废墟，那还不如收缩防线来得好。
“好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赵振中放下手中的细木棍，看着眼前的众人笑道，“至于拟订详细的作战方案，以及各部间的配合问题，由你们一起商量解决。形成具体方案后，报送给我就是了。”
众人里面，不算赵振中，共有张明瑞、周昊、杨天明等6位军委委员，拟订有关作战方案不成问题。何况，将来在座的众人都要独当一面，一味依赖赵振中拿主意可不行。
两天后，一份经过几次争论并经众人沙盘推演后的作战方案送到了赵振中面前。赵振中看后，对有关后勤物资补充以及炮纵的使用上又提了几点补充意见，便下发到各纵队，让大家遵照执行。
随后，赵振中又就有关事项叮嘱了众人一番，便悄然离开西北根据地，暗中返回了保德。接着，又再次到了青岛，与等在那里的周恬、伍秉义一起登船去往南洋。
此前赵振中声称要去南洋并非随口乱说，而是确实要去南洋就有关事项和致公党方面洽商，只不过他在真正出发前玩了个花招，去安排了下西北根据地的事情罢了。
经过近4年准备，致公党方面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准备着手发动南洋复国一事。不过，在发动前，陈炯明等人却想听听赵振中的意见。
在原本历史上，陈炯明因长期生活窘迫，在香港困顿一隅，最终于33年9月份因病去世。但现在，因赵振中等人的出现，特别是华美公司物质上的帮助，以及赵振中所提出的南洋立国的目标，都让陈炯明等一干南京当局眼中的“叛徒”焕发出了新的活力。现在的陈炯明虽然已经56岁了，但心中有了新的目标，精力实在不比年轻人差。
赵振中、周恬等人于8月21日乘船奔赴新加坡，而此时赵振中与张明瑞所说的变数则在其后不久就开始发挥作用。
8月23日，从保德南面的兴县黑峪口至离石县的柳林镇一带，200多公里长的黄河河堤决口。沿黄各县顿成泽国。民众逃上屋顶、树梢、山坡避难，有逃避不及的，都被洪水冲走。太原、祁县、太谷、文水、汾阳、洪洞、武乡等县，也因黄河水漫溢，相继成灾。
眼看太原城都要受灾，阎锡山再顾不得别的，忙着调集人员四下堵水。
而此后不久，作为另一变数的同盟军，也土崩瓦解，方振武、吉鸿昌也一度分道扬镳。
在冯玉祥离开后，面对逼近多伦的伪军李守信部，方振武、吉鸿昌两人率领剩余的5万多抗日同盟军于8月15日夜间，不战而退，弃守多伦。
16日，尽管方振武宣布接任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可剩余的同盟军见部队不战而退，此前喊得最响亮的冯玉祥又早早溜走，各路人马也不愿再买方振武的帐，各本前程。
其中大部人马被宋哲元、商震所收编，而王英等土匪武装则投靠了日军，成为后来的大汉义军，部分蒙古族武装也投靠日军，成为伪蒙古国军队。
8月24日，此前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中共势力终于正式出面，在张北县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正式公开中共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组织身份，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常委由柯庆施、吉鸿昌、张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组成，柯庆施任书记，吉鸿昌任总指挥。同时决定部队西开商都，然后出归绥，再南下蔚县，实现上海中央意图，即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建立新苏区。
但由于方振武不愿意和中共合作，方、吉两部共约15000人的部队于8月26日分道扬镳。
不过，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原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未果，反而在赵承绶部的拦截下，又有部分人马投靠了对方。吉鸿昌无奈，只得率部找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北平。
9月10日，方振武、吉鸿昌两人把抗日同盟军改成了讨蒋联军，要求所部攻下北平，讨伐蒋贼。
原本当局对高举抗日大旗的同盟军还有些顾虑，但在该部转而讨蒋之后，南京当局和北平方面已经有了将其消灭的充分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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