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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十万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康泽命令，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在1934年下半年康泽和他的蓝衣社已经控制了江西80的城镇了，于是乎由康泽提出来的“新江西模式”开始了。说起这个“新江西模式”就连陈锋也不得不佩服康泽的手段和谋略。他先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目的是在于争取青年和断绝苏区兵源。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壮丁队都要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于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风暴”和15年后蒋经国的“打老虎”它声势更浩大。它并且把反腐重点直接指向官员的贪污、索贿、受贿。举报箱悬挂在村村镇镇，使别动队成功地发动起江西的千万民众，短短一年多时间，它共查处了1200件“腐败大案”和无数小案，几乎根绝了半个江西的基层腐败。
在这一系列使社会“军事化”、“党化”的措施下，整个江西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兵营。这种手笔、气势只是在30多年以后才重演了一次。不仅如此，他们还挨家挨户地访苦问贫，提供贷款、种子，引进农药，赈济灾害……在前线枪声不绝的时刻，江西半省出现了农业复兴的势头。
到1934年年底，正是红军开始史诗般的长征的时候，在江西的大部分地区，春耕、买牛、集市、田地交易等又日渐出现。耕牛和田地交易是村社繁荣的象征，别动队很少征收杂捐、摊派，使民间比过去还富裕了些。
半年时间，别动队从三个大队扩充为七个大队，拥有便衣特务人员7千余人，普通成员1万7千人，控制正规军3万余人，管辖着江西500万左右的居民。
说实话，对于康泽这样心思缜密手段狠毒的人陈锋很是忌惮，作为一个正统的军人，陈锋自认比不上康泽的手段，现在国民政府把这个家伙派到察哈尔来，绝对不会是好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