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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迫使朝鲜同意，其中不断有大批朝鲜儒生前来抗议，这些都让花房义质感到，虽然闵氏集团较为亲和日本，但中国舰队一来，闵氏的态度马上就有微妙的变化。
回到使馆，花房义质就向国内发电报告了朝鲜局势的变化，尤其描述了中国舰队的军容。而且中朝千年宗藩关系根深蒂固，日本若要真正控制朝鲜，必须首先破坏这种关系。他认为日本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姿态。
几天后，在景福宫勤政殿西北的庆会楼，高宗、闵氏设宴款待袁世凯和马建忠，许多大臣作陪，包括几名开化党的成员，司谏院正言金玉均，军务司理事洪英植，判义禁府事朴泳孝等也一同列席。
就在酒过三巡之际，高宗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让袁世凯向中国皇帝转达，希望能允许朝鲜在北京派驻大使。
这个要求让略有三分醉意的袁世凯等人，马上大生警惕之心。这个要求似乎微不足道，却显得非常的突兀，尤其是在这样的场合，由高宗亲口提出。
袁世凯敏感的意识到这里有猫腻，高宗从来都是一个没有任何主见的傀儡，完全受闵妃集团操纵，所以这分明有人指使的。只不过借一国之君提出，又在酒酣耳热之时，正是为了让袁世凯等难以拒绝。只要袁世凯一口答应，今后北京方面再反悔的话，日本或可借此生事。
袁世凯也不是庸才，一踩马建忠，两人借着酒势装醉，故意当没听见高宗的问话。随后便告罪不胜酒力，被随从搀扶而出。
回到慕华馆后，袁世凯立刻写下密信，让皇帝报告。当然他也可以租用一下日本经营的电报线路，先向中国驻长崎领事馆发电，再从长崎转发天津，这样速度更快。
但袁世凯不愿如此，倒不是怕泄密，因为电报已经都加密了。只不过袁世凯不想求日本人帮忙，宁愿多花几天时间。
他命手下将信件快马送至仁川，再搭载中国的快船回天津。此时从天津至仁川的海路，运输船需要三天半，一般船只需要两天半。
三天后，丁云桐就收到了从天津发来的信件电报，看到袁世凯报告的朝鲜要求派驻大使，当即勃然大怒。
大使，顾名思义是一种常驻的使者，这是一国派往另一国的最高代表。中朝属于藩属关系，从法理上可以说是同一国，怎么能派驻大使？
事实上还有一种公使，其意义要比大使低一级，可以认为是副大使，花房义质正是一名公使。此时只有那些欧美大国之间才会互派大使，而来中国的都是公使，包括日本在内。有时候甚至是更低一级的代办。前世的中国只在二战前才与外国互派大使。
朝鲜本来就有驻京的代表，名称改一下很方便，但这在外交礼仪上却是重大的转折。这等文字把戏，鬼蜮伎俩，谅朝鲜那些愚昧之徒也想不出来，十有八九是日本人挑唆的。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朝鲜有独立之心。
这更证实了丁云桐的判断，以他前世的知识，高宗和闵氏集团等人，既不亲华也不亲日，想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他们现在的亲日，只不过想利用日本来牵制中国，等到中国占优势，他们马上就会亲俄国。玩的就是＂以夷制夷＂那一套，中国也是＂夷＂中之一。包括此时的大院君，以及未来的事大党，人的思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前世朝鲜的＂事大党＂坚定亲华，但甲午战后，三巨头金允植、金弘集、鱼允中立刻都变成了亲日派。
看清了这一点，丁云桐又平静了下来。他回信袁世凯，一定要严词拒绝，不留一丝余地。同时也鼓励袁世凯，不必过度揣测朝鲜王室的用意。用不了多久，朝鲜即会局势突变，目前只需冷静等待即可。
同时，丁云桐下了一道旨意，鉴于越南的形势已经稳定了，命令驻越南的独立旅，调出两个团的兵力，共3200余人，立刻前往山东登州府，剩余部队由岑毓英指挥，继续监控越南。
登州府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朝鲜和日本的航道起点，从这里出发，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只需一天两夜便可抵达朝鲜。
丁云桐将这两个团作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放在登州府，由上校旅长吴兆有，中校团长张光前分别担任正副统领，一旦朝鲜有事，便能迅速赶过去。
做好了准备，现在就等朝鲜动乱了。
与此同时，日本明治政府也正为朝鲜局势的变化，展开了激烈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