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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而文品素著者，开列名单，由皇帝亲自考试，选中者“俱授以学院官衔，使之尽心职掌。”康熙帝批了“该部议奏”，但未见下文，可能是不久发生三藩之乱而搁置。以后，康熙二十年，又有江南道试御史郑为地提出类似建议。他认为，现行各省学道由部郎府道之进士出身者按棒升转的办法，一是合格可升转者人数少，二是府道升转以前都忙于公务，“簿书鞍掌”，文理久疏，难以胜任。“故学臣一差，今日有不得不变通之势”。他建议，“应照顺天例，兼用词臣”，由内阁部院保举词臣及部属中文望素著操守廉洁者，请皇帝遴选点用。郑为地此奏也未见下文。但事实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影响的。三年后，康熙二十三年御史张集疏请慎学政之选，帝命九卿科道会议，吏部遵旨会议奏准:“学政关系文教，造就人才。嗣后停其论捧补授。顺天学政缺，应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概行开列，恭请简用。江南、浙江学道，停其补用郎中道府，应将侍读、侍讲、谕德、洗马、中允、赞善，亦概行开列，恭请简用。其余各省学道，将应升进士出身之五部郎中及参议道、知府等官，选择开列，恭请简用。”
这就是恢复到了顺治十年的制度而又略有改变:浙江与江南一样由翰林官任学政，称为提督学政，为学院;各省的提调学政，必须是进士出身并去除了按捧升转的老办法，改为由皇帝选择。这是对各省主管学校教育和考核选拔人才之官的本身文化素质，更加予以重视的表现。
实行这一体制时也有个别例外情况。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以直隶守道邵嗣尧提督江南学政”。邵嗣尧，进士出身，久任知县，有循声，行取为江南道御史，出为直隶守道;江南学政缺出，康熙帝特命督学江南，颇能胜任。这是特例。在此前后，有以兵部督捕右理事官顾藻、兵部右侍郎李光地提督顺天学政者，但他们任兵部官以前本来都是翰林官。
康熙三十九年，原由部属道府差出的各省学道，康熙帝提出由部属与翰林并差。这引起了各省学政成分、地位的逐渐变化。这年七月，他对大学士等说:“观翰林官及庶吉士内有极贫者，衣服乘骑，皆不能备……翰林官专司文翰，更无他事。各省学道员缺，应与郎中并差，任满之日，仍各回衙门。”经礼部等议旨会准，决定以后各省学道缺出，侍读、侍讲以下翰林官，开列职名，由皇帝钦定，贫者每月给银三两。
于是，顺天、江南、浙江以外的各省逐渐有翰林官任学政。从《实录》看，首先是山西，康熙四十年三月，以侍读汪溉提督山西学政。其次是陕西，四十一年六月，侍讲胡作梅提督陕西学政。接着在该年十一月又任命了一批学政，其中有以翰林官编修、检讨、右庶子和御史提督山东、湖广、福建和河南的学政。而同时派出的江西、广东、四川、云南等省学政，则仍由郎中、知府转们:各该省的副佼或金事，提调学玫。四十三年二月丙子，有“礼部议复提督贵州学政张豫章疏言“的记载，则贵州提学追此前也已为提督学政，但张的本职及出任年月未见记载。又，同年三月甲辰，“命提督浙江学政文志鲸回京，调广西学道靳让提督浙江学政，贵州学政张豫章兼督广西学政”，则广西学道此时也已为提督学政。至四十四年十二月，顺天、江南、浙江、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广、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各省都由词臣及少数科道官出任提督学政。
清初派出学政，员数和辖地，曾有变化。康熙四十四年全国学政共十五差，此时全部都是“提督学政”而无“提学道”;但情况并非在制度上取消了“学道”，而是在人选来源上翰林、科道一时兴会凑合的结果。康熙四十四年后至六十一年间，除顺天、江南、浙江外其它各省仍出现有若干“提学道”。
康熙三十九年原说的“学道”缺出，可由翰林、部郎并差，而实行的结果是，翰林及少数科道出任的是“提督学政”，不系道衔;由部郎出任的“提调学政”，都系金事或副使之道衔。康熙“四十二年，定由京堂、翰詹科道任者为提督学院，由部郎任者，仍为提学道。”这就是实际上改变了顺治年间以“地”定学政之缺为学院或学道的制度，改为因“人”的资历地位而定缺。人变换了，原来的提学道可变为提督学院;反之亦是。从上表还可以看出，虽然各省学政之为学院或学道，可以因人而异，但十七年间，学院已占多数。顺天、江南、.浙江、山西、山东、广东、贵州七省，十七年间所派全为“提督学政”，山东、山西各一例是科道，其它全为翰林官。陕西、福建、四川三省各有一例是郎中以金事提调学政，其他各差都由翰林官提督学政。河南、湖广、杯西、云南、广西五省，派郎中以金事提学与派词臣督学互见。学政应三年一差，但人事变动不一，表内十七年，共九十八差，学院七十九差，占八成，学道十九差，只占二成，由此可见学道逐渐改为学院的趋势。
雍正四年是“提学无道衔”的法令上的界限，此后不再有学道而都是学院。这年十一月辛卯，皇帝谕大学士:“各省学政有教导士子之责，关系甚重。乃向来定例，由翰林科道简用则为学院，由部属简用则为学道，不论其现任之职掌，但论其前任之官职，似未允当。应作何划一之处，著会议具奏。”嗣议:凡郎中等官应差督学者，一体称为学院;雍正帝改定为郎中等着加编、检等衔，一体称为学院。他在定议当天派出了一批提督学政，其中有一名吏部郎中宋在诗，被加以翰林院检讨之衔，提督四川学政。郎中是部以下一司的主管，当时是五品官，而编修、检讨只是正从七品，雍正帝定为郎中加编、检之衔始得为学院，与顺、康时期编、检得任学院而部属、道府只能任学道，事属一律。当时，翰林、御史、给事中品级虽低，但是清贵近臣，从朝中出差外地，地位与部属、道府大不相同，如前已述，这一方面是重视文人，另一方面也是帝王的一种作用。
法令上虽从雍正四年起才以加衔的方式使学道都成为学院，但在实际上，雍正帝继位后，从未任命过一位学道，据《实录》中的记载，他任命的都是提督学政的学院，所谓“由部属出则为学道”的旧例，他即位后早就在实际上加以破除。雍正元年九月己亥:“以礼部郎中吕大樱提督山东学政。”以郎中而径直“提督学政”，这是首次。就在前一年，康熙六十一二月，他父亲康熙帝尚在位时，吏部郎中杨万春被任为河南按察司金事提调学政，相比之下，就可知前述礼部郎中吕大樱之出任提督学政，是由雍正帝破了旧例。
雍正朝将学政由学道都改为学院，在体制上完成了一项变革，各省提学之官不再与地方督抚有统属关系，在这一点上实现了几十年前建言者的愿望:学政可以拒绝督抚司道的说项而独立选拔真才了。但能否选拔真才，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它因素，在于学政自己。顺康雍乾时期，君主虽大体有为，但对贪酷腐败之风，并无力量也不可能加以肃清。提学衙门号称人文之渊蔽，而腐败不减其它。顺治帝曾指斥说:“提学官未出都门，在京各官开单嘱托。既到地方，提学官又访探乡绅子弟亲戚，曲意逢迎，甚至贿赂公行，照等定价。”康熙朝，御史曾直言指出，“国家虽重学臣之选，而学臣殊不自重，私书请托，货赂公行，以致市井贾竖皆得厕身簧序”。明珠任事时，“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论价”、“学道皆多端取贿”雍正帝指责:“向来学政悠行贪劣，以国家兴贤造士之途，视为射利营私之地。”“此无他，当时之吏治，实心为民者少，谋私利者多故也。京中官员，大多希望出差谋利，关差、盐差、按差、学差、试差都是。康熙后期渐有京堂卿寺等较高级官员放学差之例，于是有京卿、翰林、御史、郎中争抢学差之奇闻。康熙辛卯壬辰间，“京堂小九卿谋出学差，挽台中疏参翰林部郎不可出学差，一时造为小说，有‘小京卿密谋翻大局，死御史卖本作生涯’，‘老郎中掣空签，望梅止渴;穷翰林开白口，画饼充饥’四段。”辛卯壬辰为康熙五十、五十一年，从以上的学差表，五十一年确有派出大批学差之事。京卿和穷翰林、老郎中争出学差，无非为一利字。在这种情况下，当然说不上一心为国求贤。这样的问题就不是官制的变更所能解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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