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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起训诫道：
“留守，是因为海商。没有海商，水师难以为继，东进自然是痴人说梦一般。那些天方【“天方”是中国古代对阿拉伯的称呼】水手不是经常讲一些什么聚宝盆、阿拉神灯之类的故事吗？福建对于我们郑家。就是一生万物的聚宝盆，就是呼之欲出的神灯！万万不能舍弃！而厦漳泉三地，更是宝盆之耳、神灯之柄，须臾不得离手！”
“如今森儿若贸然东出，一则船只、水手和粮饷仓促之间均是不足。为父在京师这几年，你虽然大行海商，可朝廷毕竟还是多有掣肘，你的海运积蓄恐怕连豢养兵士都不堪用吧？”郑芝龙尽显老到。几个月就对郑成功的财力现状有了通盘认识。
“父亲英明！”郑世森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点头称是。
自顺治七年以后，郑氏海商集团比较成规模的通过“北线”日本和“南线”南洋西洋这两条直线贸易，以及三地之间的“三角贸易”，每年大约有392万两至456万两白银的贸易额，其海外贸易所获利润总额，平均每年大约在234万至269万两银之间。如果算上与窃据台湾的荷兰人贸易。年平均海上贸易利润总额，大约可以达到至多350万两白银。这还仅是毛利润和理想利润额，如果再扣除缴纳给他国关税、水手的“辛劳蔬粮银”和海上失事的损失等项付出, 最终的净赚利润就不会这么多了。
在鼎盛阶段，东南郑氏集团的军队约为15万至18万人， 当时养兵标准，每人每年费银约二十两，如此算下来。整个军队的开支，平均每年在300-360万两白银之间。要是再加上当年南明皇室的费用、部将薪俸、其他馈赠和奖赏等, 估计至少在4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海上贸易的进项还不足以完全供给郑世森的军资耗费。
不过，海外贸易也并非是郑世森“通洋之利”的全部内容，他的海利收入，还包括征收牌饷[1]、征收外国人入口关税、在国内从事对外贸易等方面。此外，郑氏集团的财政收入还有：派征陆饷税、经营国内贸易等项，其收入也都不在少数。郑世森这几年从事的商业活动，可谓取海之利，成为他维持军队和政权开支的重要经济支柱。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作用还是十分明显的。
“森儿不必坐蜡。如今为父南下，朝廷今后就不会在海上贸易这件事情上再有所袭扰了！”郑芝龙看到儿子承认了自己的判断，很是满意，也出言安慰，夸下海口。
“仰赖父亲！”郑世森无奈攀附一二。
“好说。二则，即使我们兵马齐整、军资充裕，进取台湾却是要面对劲敌荷兰。若非准备充足而轻启战事。恐怕胜负难料。”
“父亲所言极是。战船打造就是重中之重。”海澄王继续点头。
“不仅如此。与红毛开展，还有一处关键，就是‘用夷制夷’。开战之前，澳门那边是一定要安排好的……我就听闻。西人的老家欧罗巴近年来也一直不太平呢……呵呵，正好可以为我所用！”
郑芝龙知道，关于这一点，儿子是无论如何比不过自己的八面玲珑的。经此提点，郑世森果然大为感叹“姜还是老的辣”。
“三则，朝廷既然准许我们镇守台湾，何不加以善用，让朝廷来给我们大加助力？总胜过我们单打独斗。何况广东水师那边，总兵董大勇还有不少的战船兵士。”
“父亲果真运筹帷幄！”轮到郑世忠来送上吉利话了。
“呵呵，你们还年轻，有的是要长进的，为父毕竟老了……”郑芝龙客气着，却望着大儿子郑世森。
“父亲驰骋海疆数十年，儿子们的确自愧弗如。既然如此，不知父亲有何赐教？”海澄王此情此景，不得不虚心求教了。
“呵呵，老了就是老了，驰骋海疆数十年又如何？你们终归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不过以老夫之见，如今‘东出’为时尚早。不若‘我商你兵’，森儿，意下如何？”
同安王不再纠缠，一语说出自己的根本打算！
“父商而子兵？”郑世森脱口而出、大为诧异。
年轻的海澄王的确没有想到，老家伙居然会心甘情愿让自己统兵！
《打油诗一首.看每句首字》
看遍近史皆失意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图之外已砥砺
去来乾坤难自知
起身已穿六甲子
点尽天下苦与乐
中华辉煌万人痴
文武皇朝唯大清
[1] 清代，自从郑芝龙“雄踞海上，独有南海之利”之后，“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连横《台湾通史》卷25)。这种“例入二千金”的征税制是月港“引税”和“水饷”两税合二为一的统一体。郑成功继承了这种征税制度，改名为“牌饷”。“牌饷”分大小二种，大船征2100两，小船征500两，交纳牌饷后发给牌票，牌票一年一换，有牌票才能通行，如无牌票或使用过期的牌票，若被汛守兵丁抓获，货、船没官，船主、舵工拿解。到了郑经时期，又把“牌票”改为“梁头票”，“牌饷”改为“梁头饷”。“梁头饷”的征收标准，据季麒光《覆议康熙二十四年饷税文》记载：“梁头牌银一千五百两零七分，查伪郑时计船二百一十只，载梁头一万三千六百三十七担，每担征银一钱一分”。康熙十三年(1673)三藩联合反清，耿精忠起兵于福建，郑经乘机占领漳泉一带，为了筹集浩繁的军费开支，郑经又把在台湾实行的“梁头饷”推行到福建。“梁头饷”之定名始于何时已无资料可考。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