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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问政事，所以这次年会虽然低调，但是刚刚开完人大和政协会议后的大部分国家领导人都秘密前往沙洋。因为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十分分散，这些领导人也经常到基层，所以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
1934年，尽管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但是国家终究还在战争期间，参会的时候这些人都是面带笑容，但是在各小组会议上，大部分人都面色冷峻。
这一次是政府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几乎全部的边界都在作战。
就是部队在精锐，牺牲也是难免，但是由于各种事故造成的人员损失，却比实际作战的人员损失还要大。其中以空军，特别是陆军航空兵的损失最多，担任低空突袭任务的直升机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维修和后勤都非常麻烦。这些飞行机库绝大多数都在山体里面。平时的训练还好，真要密集作战，事故率比固定翼飞机要高出了很多。
这也反映出了当初仓促将并不十分完善的直升机大规模装备一线部队，单从技术和后勤保障来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除了直升机问题，就是高强度下的自动化重轨高速铁路运输出现了数次由于计算机故障而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由于当初为了节约成本，采用了一个中央处理器来处理，平时非战时的运输任务还没什么，但是现在一下子超出了负荷，自然就崩溃了。
另外就是新的单兵装备，比如装甲，以前只在暗月和特种部队使用，现在大规模装备一线部队后，由于维护保养等等有一定的难度。导致实际作战，战士们感觉还不如以前的挂具方面。
如此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汇集过来，让中央科学院的各个研究所感觉很丢面子。
好在张春说这些问题出现是必然的，不出问题，反而不正常。出问题不可怕，解决就行了。科学和社会就是再不断犯错的情况下才得以进步的。
张春虽然在大会上这么说，但是却在小会上对于科研项目组织，产品对于极限环境下的实际运用实验，产品验收，项目评审等等一系列的控制环节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因为不少研究所有赶快做完项目，拿出产品，获取项目资金和相关荣誉的心理。这导致一些科研项目结题时不是很严谨。
中央科学院因为这些技术都是最前沿的，所以只要认为取得了进步和成果，就让这些科研项目给过了。
所以张春说应该对于科研项目的研究过程要加以评审和考核。只有这样才会发现漏洞，让研究不至于出了问题再回头解决，至少能够对可能出哪些问题进行预警和预测。
新民基金现在已经和国家部门差不多的管理模式了。交给国家来管理是迟早的事情。科学，教育，卫生三个基金统一打入到一个部门来管理，与其它的部门不同。基金会多了董事会和监事会，都是一些退了休的老同志组成，权利非常大，有权否掉一些资金项目。
张春因为是最大的出资方，所以是董事会主席。宋庆龄、刘英、刘清、李宗仁、冯玉祥等等这些老同志几乎都把自己的积蓄捐给了基金会。特别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资金进入，就算金额很小，张春也觉得一些重要的事项还是需要大家共同决策。
监事会主席是张若茗，监事会就是郭华、曾思敏这些富有经验的老家伙们，她们就是著名的小刀组合。
而实际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已经换成年轻人了。这些年轻人流动性非常大。很多在人从大学一毕业就到了基金会，工作一段时间就到了政府或者科研院所去了。
年会主要是审议三大基金使用情况和专利费用的收支情况，基金会的组织机构，人员调整情况等等。
除了前来为自己的团队、部门、项目站台的这些国家领导人，也多了一些认为自己的项目没有立项而前来寻找帮助的年轻人。基金会专门为他们组织了一次申诉和评审的机会，而能否立项多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意见，而不只是专家组的意见。